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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国际法意涵理念自主创新与规章制度创建

发布时间:2019-09-19 16:59

  内容提要: 以 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 《公约》) 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法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需求,国际社会需要新的理念以及在新理念指导下制定新的制度来完善与 发展国际海洋法。“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完善与发展国际海洋法所需要的理念创新的中国方案。“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内涵包括 “海洋安全共同体” “海洋利益共同体” “海洋生态共同体” 以及 “海洋和平与和谐共同体”。在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指引下,国际社会应通过明确海上安全制度、制定国家管辖外海域开发规章、完善国家管辖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及丰富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制度的方式来完善与发展国际海洋法, 推动国际海洋法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海洋法;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海洋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不仅属于沿海国,它属于全人类。〔1 〕 伴随着 “21 世纪是海洋世纪” 共识的形成,作为 “自私的、理性的行为体” 的国家〔2 〕纷纷加强对海洋的控制与开发利用。尽管作为国际海洋法最重要组成部分的 《公约》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但由于其是国际政治斗争与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在创设及分配海洋权益方面存在制度设计的不足,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 “蓝色圈地运动”, 《公约》本身对解决这一问题却无能为力。

 

  为克服以 《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国际社会需要新的理念以及在新理念指导下的新的制度构建来完善与发展国际海洋法。在此背景下,2019 年 4 月 23 日,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正式提出了 “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作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立场与方案。本文立足于探究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国际法意涵,从考察国际海洋法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成因入手探讨进行国际海洋法理念创新的必要 性,通过剖析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内涵指出该理念与完善和发展国际海洋法的现实需要相契合,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国际海洋法的制度构建提出中国方案。

 

   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研究专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促进国际海洋法治发展研究”( 18VHQ001) 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南海诸岛适用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的实证法基础及路径研究”( 17BFX215) 的阶段性成果。

 

  〔1 〕在全世界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150 个国家的领土直接与海洋相连,被称为“沿海国”。参见张海文编著: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7 页。

 

  〔2 〕Robert O. Keohane,“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in David A. Baldwin ( ed. ) ,Neoreal- 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 269-300.

 

  “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国际法意涵: 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

 

  一、理念创新: 国际海洋法发展的现实需要

 

  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建立和完善国际海洋秩序对于人类和平利用和保护海洋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国际海洋法成为国际法诸多部门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门之一。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 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 一) 国际海洋法发展面临的困境

 

  根据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3 〕,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可归结为三种: 条约、习惯国际法和为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个部门法,国际海洋法的渊源主要体现为条约和 习惯国际法,〔4 〕其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普遍规则的习惯国际法在全球海洋治理过程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习惯国际法的作 用随着 《公约》的诞生而被削弱,并且证明一项习惯国际法存在的标准本身不明确进一步影响了其作用。《公约》在序言中就明确了其宗旨,即 “在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因此 《公约》体系庞大,分为序言、正文、9 个附件及 2 个执行协定,其中正文共 17 个部分 320 个条款,其既包含了大量的制度创新,更是对普遍承认的海洋习惯法的编纂。虽然 《公约》在序言中同时承认其 “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但存在于 《公约》体系之外的、被各国所普遍接受的习惯国际法的范围是比较有限的,无法满足构建稳定的国际海洋法律秩序、治理全球海洋的现实需要。

 

  第二,被誉为 “世界海洋宪章” 的 《公约》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作用被过分高估。作为国际政治斗争与各方利益妥协的结果,《公约》不可能为世界海洋确立全方位的法律秩序,也不可 能保证每一个条款都清晰准确,否则 《公约》很难被通过。有学者认为,《公约》的制定过程是一种 “贸易与发展会议模式” ( UNCTAD) ,77 国集团同由发达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统一战线相互对立,它们都在致力于就规范海洋空间的利用所引起的竞争和冲突制定新的理性的秩 序。〔5 〕 而实力不均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合作,不能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这在海洋法领域表现尤其明显。〔6 〕 因此,《公约》作为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妥协的产物,带有先天不足:

 

  首先表现为在某些重要领域存在制度缺失。例如, 《公约》中大陆国家洋中群岛制度的缺位。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以斐济、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和菲律宾四国为代表的群岛 国积极推动制定有关群岛的特殊制度来保护它们的海洋权益,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同时,一些 拥有洋中群岛的大陆国家主张,在构成国家的群岛与属于大陆国家的洋中群岛之间不应有差 别,〔7 〕 要求在 《公约》中引入大陆国家洋中群岛制度。由于海洋大国强烈的反对,那些声称洋中群岛问题应该被合理解决的国家被迫让步,所以 《公约》第四部分仅适用于群岛国,大陆国家洋中群岛制度没有被规定。

 

  〔3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规定了国际法院在处理案件时应当依据的国际法规范,该条被视为国际法各种渊源存在的权威说明。

 

  〔4 〕由于一般法律原则在国际海洋法渊源意义上界定存在一定的困难,适用上也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因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5 〕参见 Lennox F. Ballah: 《国家利益与建立理性的海洋秩序》,邢永峰译,载傅崐成等编译: 《弗吉尼亚大学海洋法论文三十年精选集 ( 1977-2007) 》( 第一卷)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6-207 页。

 

  〔6 〕参见 [美] 路易斯·亨金: 《国际法: 政治与价值》,张乃根、马忠法、罗国强、叶玉、徐珊珊译,张乃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59-160 页。

 

  〔7 〕H. W. Jayewardene,The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0,pp. 140-142.

 

  当代法学

 

  其次表现为条款规定上的模糊。例如,被视为 “海洋领域新世界秩序的支柱之一”〔8 〕《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具有 “整体上的强制性、解决方法上的选择性以及适用范围上的不完整性”〔9 〕 的特点,其中,“强制性” 是最重要的特征。然而,《公约》规定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自身的模糊规定,加之缺乏一致的判断标准,致使在适用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时,门槛 不一致,结果不一致。〔10〕

 

  ( 二) 国际海洋法发展困境的成因

 

  有学者认为,以 《公约》为代表的现代海洋法律秩序〔11〕的形成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科技进步、传统法律无法满足沿海国在利用海洋资源上的考量以及大量发展中国家的涌现。〔12〕 如果深入剖析就会发现,这三个因素背后体现的是几对矛盾的共同作用:

 

  第一,海洋强国与其他沿海国之间的矛盾。这对矛盾体现了国际海洋法发展中的传统张 力:〔13〕 沿海国出于安全与资源开发利用的考量,希望主张更大的管辖海域,所以传统海洋法上的领海与公海两分法瓦解,公海的范围缩小,沿海区域扩展以及沿海国在这些区域内权力扩张; 海洋强国基于其对海洋的控制能力上的优势,热衷于保护它们的航线,主张几乎不受限制的航行 自由的权利,并通过 《公约》的制度设计限制沿海国在管辖海域的权力。正如有学者形容的那样,海洋法的发展始终受到两种力量的影响,即由海洋吹向陆地的自由之风与陆地吹向海洋的统 治之风。〔14〕

 

  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公约》第十一部分国际海底区域 ( 下文简称“区域” ) 制度立足于全人类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要求,通过为海底资源的勘探和开发提供一个更为公平的制度,从而使人类在最后的资源领域能够进行更好的管理和调 整。〔15〕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一直采取不参加条约的态度。为了争取发达国家的批准,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巨大让步,于 1994 年 7 月 28 日签订了实质上修正

 

  《公约》第十一部分的 《关于执行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重新平衡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

 

  第三,沿海国家与非沿海国家之间的矛盾。 《公约》不仅赋予了沿海国极大的海洋管辖权, 也顾及到了地理不利国和内陆国的利益,为广大非沿海国设置了许多海洋权利,例如利用公海的 权利以及船舶悬挂其国旗的权利等。〔16〕 引人注意的是 《公约》在专属经济区部分也引入了非沿海国的权利: 在公平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到所有有关国家的相关经济和地理情况,参与开发同一

 

  “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国际法意涵: 理念创新与制度构建分区域或区域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生物资源的适当剩余部分的权利。〔17〕 由于主动权掌握在沿海国手里,所以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广泛执行。

 

  这几对矛盾主要体现了两种类型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理念,它们的相互作用塑造了国际海洋 法的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阻碍国际海洋法发展的内在原因。

 

  ( 三) 完善与发展国际海洋法需要理念创新

 

  《公约》把原本自然一体的海洋人为地分割为许多不同区域,忽视了海洋作为 “共有物” 的本质属性,〔18〕 其制度设计也是前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围绕 “共有物” 的外部界限的确定而进行博弈的结果。与其他领域相比,以国家主权为导向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以共同体为导向的现代思 维方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已经成为国际海洋法领域构建法律制度的前沿阵地。但是自利主义至少 在法律层面上已经占了上风,海洋法律制度仍然主要适用 “人人为我” 原则。〔19〕

 

  国家有时认识到自身的国家利益存在于共同体利益之中,但是其关注的重点也是放在限制相 竞争的他国利益上。〔20〕 从 20 世纪后半叶开始,国家开始关注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 国际法具有了 “合作” 的属性。但是这种转变并未减损、反而在实质上反映了国家间的合作主要是为了自身利益,而非为了共同体的利益或单个人的利益。〔21〕

 

  要完善与发展海洋法要回归海洋作为 “共有物” 的本质特征,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立足真正意义上的共同体理念。随着海洋之于国家的重要程度不断提升,不同海洋法律制度间的冲突可 能会愈演愈烈,而诸如 “礼让” 以及 “协商解决” 等新的理念将会用于调整这些冲突。〔22〕

 

  二、中国方案: 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

 

  理念即人们的内心信念,包括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和因果信念。〔23〕 虽然近代国际法主要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理念层面主要反映了西方的世界观和信条,但是二战后的国际法建 立在体现多边主义精神的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基础之上,并非专属于西方国家,因此其他文明 先进的 “国际法观” 应当被吸收借鉴。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以 “天下观” 为基本世界观, “礼” 是国家间的主要规范,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国际治理上的扩张;〔24〕 而儒家思想在当代国际治理中主要体现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

 

  ( 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

 

  当今的国际社会正发生着重大的变革与转型,挑战层出不穷、风险与日俱增。中国作为国际 社会关键的一员,一直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其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范畴。〔25〕 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中国带给世界的是希望还是战、是和平还是威胁?〔26〕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向世界阐明和平发展的立场并贡献中国的国际法思想体系与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应运而生。

 

  2011 年,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并于2013 年 3 月由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提出。〔27〕 2017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系统阐释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的中国方案。〔28〕2018 年 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被正式写入 《宪法》序言部分,成为我国宪法的指导原则之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是一个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思想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对国际共同体概念的重大发展,代表着未来国际社会的追求。国际共同体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而这种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全体的更高的利益,并在成员之间创建了共同的目标和 责任,而且这种共同体的组织应当扩展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是区域的,也可以是全球 的。〔29〕 另外,国家之间存在争端并不会成为构建国际共同体的障碍,相反,可以成为国际共同体构建的推动力量,因为国家之间由于争端而有了进行更为深入交流和理解的机会。〔30〕 传统的国际法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法,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之上,以国家之间 的对抗性为思想内核,以控制扩张为理论目标;〔31〕 而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指导之下的国际法理念则坚持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以合作共赢为出发点和目标,以融合性为思想内核,以伙伴 关系理论为目标,是中国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涵可以概括为利益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 国家之间交往越频繁,全、环境等全球问题的边界就会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与合作 就会越来越多;〔32〕 基于主权平等原则,所有共同体成员都应对国际共同体承担责任,但是可能因为能力的差异,大国会承担更重要的责任。就当前阶段来看, “人类命运共同体” 依然是以国家为成员的共同体。〔33〕 但有学者指出,这一定位不能阐明共同体发展的目的和终极问题,作为对国际共同体概念的扬弃和升华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终极问题是人类的命运。〔34〕

 

  ( 二) 从 “人类命运共同体” 到 “海洋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对人类未来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顶层设计,其基本架构是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 “五位一体”,所以从内容上看,必然包括 “政治共同体” “经济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和 “生态共同体”;〔35〕 从空间角度判断,至少应该包括 “陆上命运共同体” “海洋命运共同体” 和 “空间命运共同体”。正因 “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内容丰富、开放性的概念,所以 2019 年 4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在青岛集体会见应邀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70 周年多国海军活动的外方代表团团长时正式提出了 “海洋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作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基本立场与方案。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 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中国提出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 福祉。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36〕

 

  世界各国在追求自身海洋利益时,不管是单方还是共同的海洋资源分配与海域界定、海洋资 源开发利用、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纠纷解决等事宜,都需要建立在一个确定的制度和规则基础上 的、可以为各国所享有的正义感和安全感的价值秩序,〔37〕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既有助于这种价值秩序的形成。

 

  ( 三)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内涵

 

  “海洋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立场与方案,它既是理念也是实践,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海洋安全理念, “海洋命运共同体” 应该首先是 “海洋安全共同体”。〔38〕 海上安全主要包括传统的海上安全 ( 主要是指海上军事安全、海防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等) 和非传统的海上安全 ( 包括海上恐怖主义、海盗行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 。以 《公约》为代表的国际海洋法体系形成后,各国军事力量正面冲突的情形虽未完全消除但大为减少,然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逐步上升,这两种情形都要求各国增强互 信、平等相待、深化合作来加以应对。

 

  第二,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增进海洋福祉的海洋治理理念, “海洋命运共同体” 应该是 “海洋利益共同体”。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另外,定位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海洋公域的开发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这些都要求 各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为促进海洋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第三,共同保护海洋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海洋命运共同体” 应该是 “海洋生态共同体”。海洋是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全球气候的调节器,是自然资源的宝 库。〔39〕 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海洋的生态环境与资源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海洋的整体性以及海洋活动的国际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需要所有国家协力解决。

 

  第四,坚持平等协商的争议解决理念, “海洋命运共同体” 应该是 “海洋和平与和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首要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40〕 因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是基本原则,构建 “海洋和平共同体”; 在和平方式中选择对话协商方式,实现国家意愿真实和充分地表达是最优选择,构建 “海洋和谐共同体”。有学者指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相互依存理论的 “中国版”,它是一种保障国家间合作的有效机制,能够深化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合力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41〕 作为其子集的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必将为维护海洋和平稳定、促进海洋发展繁荣、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妥善解决海洋争端提供方向的指引,促进国际海洋法治的发展。

 

  三、制度构建: 形成中的 “海洋命运共同体” 规则体系

 

  理念是制度构建的基础,也是评价制度成效的标准。理念创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嵌入 和内化于制度中,才能成为可信的承诺,获得制度化的力量。〔42〕 虽然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围绕 “均势———霸权” 不断发生变化的体系,但该体系的基本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始终体现为大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支配地位、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产品以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具 有影响他国的强大能力。〔43〕 当代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考虑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之间的竞争,更多地开始考虑制度层面的竞争,以维护一国的长远利益。〔44〕

 

  海洋面临诸如海底资源的不合理开发、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等新 的威胁,需要得到法律关注,海洋法将会发生变化。将来会用什么机制发展海洋法呢? 不太可能有第四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更可能的发展方式是通过缔结处理具体海洋问题的全新区域性或全 球性条约。〔45〕

 

  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 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的 “中国方案”。有学者指出,中国最终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大国,全球化也可能会呈现出中国的特点。〔46〕 笔者同意这一论断。这意味着,随着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增多,未来的全球海洋治理方案,也可能会呈现出中 国的特点,这需要我们切实地将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转化为制度,并通过实践不断强化。国际法的大部分规则用法律条文的形式体现了国家之间实际存在的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47〕 而这种利益如果可以体现为 “人类共同的利益”,那么在制度设计上就会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

 

  ( 一) 明确海上安全制度

 

  海上安全是构建 “海洋安全共同体” 的基本要求,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也是国际社会通过法律制度加以保护的主要对象。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海上安全制度包括传统的海上安全 制度和非传统的海上安全制度,所以海上安全制度的体系非常庞大,几乎触及到国际海洋法的每 一个分支领域,例如,通道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系列重要的 国际条约都与 “海上安全” 有关,可以被视为是海上安全制度的组成部分,例如,1974 年 《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1979 年 《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1988 年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1992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等。但由于相关国际条约在规则制定上具有模糊性或拘束力不强,所以海上安全形势并不乐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就是航行自由问题。

 

  航行自由作为国际海洋法最为古老的原则已经获得了普遍承认,并没有国家公开反对已经被视为 “公共产品” 的航行自由原则。〔48〕 航行自由问题是海洋强国与沿海国之间争议的重要问题,因为海洋法的发展过程就是 “传统航行自由的缩小与国家管辖权的扩大”〔49〕 的过程; 加之《公约》自身规定的模糊,从而给了各国任意解释的空间,更加剧了这种对立与斗争。近年来美之间围绕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是典型例证。2018 年出版的 《海洋自由: 美国捍卫航行自由的斗争历程》一书就是美国学者支持美国“航行自由行动”、谴责中国的立场 与做法的集中发声。〔50〕 对此,中国学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驳斥。〔51〕 从 “海洋命运共同体” 所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海洋安全理念出发去审视航行自由问题,我们会得出一个 结论,即,限制海洋强国对 《公约》相关条款的任意解释、防止航行自由被滥用符合国际社会对海上安全的共同关切。

 

  ( 二) 制定国家管辖外海域开发规章

 

  1. 制定 “区域” 开发规章

 

  随着陆地矿产资源的日渐枯竭,丰富的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争相追逐的 “热品”〔52〕。制定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 “区域” 开发规章是今后几年国际海底管理局 ( 以下简称 “海管局” ) 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53〕 目前在海管局的主持下已经分别于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制定了三个开发规章草案,内容不断丰富,结构也更加合理,但各国意见,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见尚未统一,开发规章仍然没有获得正式通过。

 

  中国在 “区域” 开发规章制定过程中应发挥 “引领国” 的作用,〔54〕 这也是构建 “海洋利益共同体” 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在 “区域” 开发规章制定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55〕 第一,制定开发规章应体现可持续利用国际海底资源以造福全人类的精神,应当以鼓励和促进 “区域” 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为导向,同时兼顾海洋环保; 第二,制定开发规章应充分考虑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坚持两个基本原则,即循序渐 进、稳步推进原则和与人类认知水平相适应原则; 第三,制定开发规章应当遵守包括 《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并应当充分考虑到联合国主持下各国正在磋商的 “国家管辖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 BBNJ) 法律文书” 的进展情况,并且尽量与之相衔接。

 

  2. 制定国家管辖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制度

 

  国家管辖外的深海蕴藏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随着人类利用海洋的能力增强,各国开始将目光 投向这一宝库,国家管辖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成为全球海洋秩序变革中的一 个重要问题和新问题,制定 《国家管辖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 BBNJ) 协定》 ( 以下简称 《BBNJ 协定》) ,为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生物多样性提供法律依据,成为当务之急。如果谈判成功,它将成为 《公约》的第三个执行协定。《BBNJ 协定》将填补 《公约》的空白,调整现有海洋法律秩序。

 

  在当下 《BBNJ 协定》谈判过程中,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 “区域” 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及其分配问题,对此存在 “公海自由原则下的海洋利用派” 和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下的海洋惠益共享派” 两种争议,且各国对于如何解读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我国在此问题的国际商讨中没有就海洋遗传资源适用的法律制度问题单独表达国家立场,然 而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可以为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分配提供一个新思路: 通过唤醒国际社会的 “命运共同体” 意识,以资源共享、规则共建、责任共担、问题共解为伦理目标,构建公平正义的资源分配秩序。〔56〕 这将是既相关又有别于公海自由原则和 “区域” 及其资源属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57〕的、在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指导下的新的分配制度。

 

  ( 三) 完善国家管辖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环境安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本来就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 也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探讨如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上来。〔58〕《公约》在第十二部分专章规定了 “海洋环境的保护与保全”,〔59〕 但由于其用语的 “弹性” 比较大,导致 “硬法不硬”,不能有效保护海洋环境。此外, 《生物多样性公约》明确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以及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作出了规定。但是该公约依然采用了诸 如 “尽可能” “酌情” 等具有极大解释空间的模糊用语,〔60〕 使其约束力大打折扣。

 

  由于各国在国家管辖外海域的活动受到的约束和限制较少,致使该海域生态环境受到国家活 动的威胁,设立海洋保护区成为最优选择,但各国对此存在较大争议。国家管辖外海域包括两种 类型: 公海和 “区域”。由于二者法律地位不同,所以相关海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会在 《BBNJ 协定》和 “区域” 开发规章中被分别讨论。

 

  中国作为渔业大国与 “区域” 先驱投资者,所以无论是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还是在 “区域” 开发规章中规定担保国和承包商的环保责任,都会对中国经济利益造成影响。但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 “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提出者,应积极参与完善国家管辖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利益共同体 ( 共同开发资源) 和责任共同体 ( 共同保护环境) 为基本内核,〔61〕以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为原则,完善国家管辖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应对各国所共同面临的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与资源退化危机。

 

  ( 四) 丰富和平解决海洋争端制度

 

    《公约》所处理的问题十分复杂,实质上涉及所有缔约国的重大利益,更容易引发争议,并 且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也更大。所以,有必要在 《公约》中建立一个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采用所谓的 “自助餐厅” 式方法,为审慎地解决争端确立一个剩余可选的框架机制,〔62〕 这被视为是 《公约》的一大变革。一般来说,国际争端通常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或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但是 《公约》建立了一个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去处理重要的海洋争端,〔63〕 在当时毫无疑问成为国际关系的 “反趋势”,却也成为 《公约》的一大特色。但遗憾的是,《公约》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实际运行效果不尽如人意。〔64〕

 

  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作为国际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内涵是极为丰富的。解决争端的目的 是使争端国之间的关系恢复到争端发生之前的状态,或至少不会导致争端国间关系的恶化或局势 升级。那么,当解决争端的条件不具备,或争端当事国根本无意愿去解决争端时, “管控分歧” 就比 “解决争端” 更加务实,所以 “和平搁置争端” 无疑也是一种务实的选择。〔65〕 坚持平等协商的争议解决理念是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 基本要求,中国所倡导的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家关系无疑为和平搁置争端提供了实践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讲,制度是理想利己主义的产物。制度的影响似是而非: 它们对美好生活至关重要,但也可能致使偏见的制度化,使得许多人们难以过上美好生活。〔66〕 如果制度构建是在公正的理念指引之下进行,那么制度会对人类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就是可以指引构建公平合理的海洋治理制度的公正理念。

 

  结 语

 

  传统的海洋法图景体现了沿海国与海洋大国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沿海国与非沿海 国间的利益妥协,全球价值观念的演变已经补充并在某些地方改变了这幅图景。有影响力的主体开始通过对外输出理念的方式来影响世界海洋秩序的走向,“海洋命运共同体” 理念就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 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基本路径,而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有助于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国际海洋法的发展提供理念与制度上的驱动力。2019 年 6 月 28日,习近平在 G20 大阪峰会上重申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67〕 6 月 29 日,G20 各国达成蓝色海洋愿景,以 2050 年为目标,将努力把海洋塑料垃圾减为零。〔68〕 这是中国的理念创新嵌入全球治理的最新实践,未来的全球海洋治理方案,也可能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

 

毕业论文:http://www.3lunwen.com/fx/gjf/40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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