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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中国文化出口中孔子学院建立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11-08 13:34

  摘要:近年来,中国文化出口额逐年增大,文化产业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中国文化输出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下,如何增加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文化出口额已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当前,孔子学院作为宣传本国传统文化和语言的重要工具,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逐步建立,目前已有51个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了共153个孔子学院。但如何理解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机制,如何更好的发挥孔子学院对文化出口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孔子学院的建设提出建议。

  本文选定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及核心文化服务出口额作为因变量,以孔子学院的建立个数及建立年份作为自变量,用修正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孔子学院的建立对文化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并通过加入文化距离与孔子学院的交互项来验证孔子学院的建立可以削弱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出口的负向影响。随后对成功孔子学院案例进行分析,对一带一路上国家如何更好的建立孔子学院提出政策建议,促使孔子学院向更深层次发展,进一步增强孔子学院的文化出口增长效应。

  【关键词】文化产品出口;文化服务出口;孔子学院;一带一路;贸易引力模型

  1绪论

  1.1 研究问题的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世界文化贸易逐步发展,大国间的竞争,更多体现在知识、无形资产及创新应用等文化软实力上,文化的发展带动经济上的发展。从文化上看,由于文化产品及服务具有价值取向和文化信仰的属性,通过对外出口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可以使贸易对象国了解我国的文化,增大对我国的文化认同感,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而从经济来看,由于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出口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很多国家地区都将文化出口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同时,文化出口的增多同时会反作用于我国的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发展,增加文化的附加值效用,增加进口国对我国其他产品的需求。文化出口不仅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中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重要内容。

  但是,因为一带一路国家语言种类不胜枚举,文明形式虽然种类不多但基本大相径庭,可以推出,在很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价值理念、宗教信仰、制度规矩等方面和中国都存在不小的差别。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传播渠道难以增加以及受众对中国文化产品的难以理解,从而阻碍中国文化出口的发展。

  孔子学院的建立,不仅可以宣传国家文化,增加国际社会对本国文化的认同感,提高本国的文化软实力,从而增强在国际社会上的竞争力,还可以给本国带来经济上的效益,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出口。

  自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后,孔子学院现已广泛分布于世界五大洲,截止至2017年,一带一路65个国家和地区共建有135所孔子学院,中方承办院校94所,可以看出中国在孔子学院的建设上可谓是出力不少,而这一绩效也有效的加强了中国和亚欧非地区的国家、民族的交流和沟通,但是与此同时,一带一路的沿线地区的56个国家中仍然存在孔子学院的空缺14处,还需进一步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注意到中国文化出口,并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观点,主要关注的是影响因素,本文将文化出口细分为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两方面,并将近年来兴起的孔子学院因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从总体及分区域分别探讨了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文化出口的促进作用。

  1.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众所周知,中国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都是拥有很好的机遇的,所以本文将从这些周边参与建设的国度的文化输出的历史背景和目的意义着眼,以此回顾国内外文化出口的影响因素研究、文化距离对文化出口的影响、文化距离负向作用的调节在孔子学院的应用等文献,通过对2007年后以及往后的十年的数据,对比分析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十年内的情况,并着重对以下内容进行研究:

  (1)从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上建立情况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出口规模和增长率方面着手,分析了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建立及中国文化出口的现状;

  (2)加入文化距离与孔子学院的交互项,探讨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机制;

  (3)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近十年的中国文化出口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分国家、区域进行分析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孔子学院的作用差异;

  (4)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文总结,并选取全球成功的孔子学院案例,对比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现状,提出对策建议,进一步促进孔子学院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力。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3.1研究方法

  (1)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本文首先基于以往经典文献,对孔子学院的促进作用及削弱作用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然后通过搜集相关数据,进行了现状分析,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描述了具体变量。最后,运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在基本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增加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互联网普及率、是否使用共同语言等因素,采用最小二乘法(OLS)、面板固定效应估计、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三种方式分别进行回归,并加入文化距离及孔子学院的交乘项探讨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机制,再进一步分国家、区域对不同地区下孔子学院对我国文化出口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2)交叉分析和重点研究相结合

  研究影响中国文化出口因素时,分为传统因素、孔子学院和文化距离因素,重点研究孔子学院因素对文化出口的影响,以及孔子学院对于文化距离因素的影响;对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建立情况及文化出口现状进行研究。同时分国家、区域进行分析,对比得出孔子学院对文化出口的影响效力,并作综合评析。

  1.3.2创新点

  (1)紧扣一带一路的研究意义和历史背景,在充分调查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近70个国家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孔子学院因素对于文化出口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机制上。

  (2)加入了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被解释变量,进一步探讨孔子学院的建立对最新发展的核心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

  2 文献综述

  2.1文化出口的影响因素

  对于文化贸易的影响范围和波及因素的研究,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在很多方面进行分析讨论,并发表很多相关文献,在分析之后不难发现,总的来说其主要研究地理因素、经济因素、文化距离等,即主要从地理、经济、文化方面进行研究。

  地理距离一直是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于研究文化出口的影响因素也如此。Disdier(2010)实证研究得出,虽然地理距离的负向影响减小,它对文化出口仍然具有消极影响,是影响文化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经济方面来说,进口国的经济因素衡量了东道国对出口国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需求能力,如Head和Mayer(2010)研究得出随着进口国当地居民在文化方面消费的增长,东道国对出口国文化贸易也会随之增长,其中,居民文化消费是否增长受到人均收入、休闲消费及文化旅游消费的影响。

  国内学者主要从是否使用共同语言、互联网使用人数、华侨华裔人数等因素及本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探讨文化出口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相关实证研究。

  从进口国的市场分析,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产业贸易结构和流向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包括文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由此形成的消费布局两方面。这是赵有广(2007)通过对中美两国的文化贸易结构研究所得。其中,对于进口国的消费结构差别有部分国家存在趋同现象,从而扩大了双方文化贸易,很多学者运用需求相似理论来分析,发现这是由于大量中国移民到国外造成的。随着移民人口的大量增加,移民者的文化消费行为和内容也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往来贸易。(霍步刚,2008)。

  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文化出口的决定要素,通过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来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主要运用了贸易引力模型的结论,如曲如晓、韩丽丽(2010)提出的中国文化商品贸易影响因素的引力模型。有数据显示,影响我国文化商品贸易的因素包括中国的经济规模、居民的购买力,以及中国是否与贸易伙伴加入同一自由贸易区。

  但也有学者运用其他实证方法对文化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例如:在范中原、刘长喜(2012)和周锦、顾江(2013)的研究中都运用了灰色关联法,分别从经济发展、市场诉求、产业领域、科研革新及经济、市场、产业相关的 10 个变量中选取指标,最终确定经济发展的程度、市场诉求的方向、市场成熟与否、产业领域的范围都对影响中国贸易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

  2.2文化距离对文化出口的影响

  文化距离是任何两种社会系统之间差异的程度,具体到两个国家之间的语言差异、生活习俗的区别以及社会文化的分歧之处等(Kogut and Singh, 1988; Hofstede, 2001; Chen and Hu, 2002)。现如今,在进入国际大环境的方式方法、标准模式,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输入输出的流量分析等领域,文化距离被广泛地应用和推广。

  在影响文化出口的因素中,文化距离是根据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特性提出的,是重要的并且难以消除的。如Ellis(2013)认为地理距离相较于文化距离所导致地沟通障碍而言即较为简单就能够消除,交通工具的普及使地理距离不再是难题,而相较之下文化障碍的祛除仍亟需解决。

  从理论上,文化距离对文化出口的影响主要从交易成本及消费者偏好两个方面。Felbermayr 等(2010) 认为两国文化差异越小,交易成本越小,从而增加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其中,使用共同语言、文化习俗相近的国家,在交易中文化越由沟通、文化习俗不同产生的成本越少。

  从消费者偏好来讲,一方面进口国会更偏向于与本国文化更相似的出口国进行交易,而每个国家的特有文化都是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其中的价值观、民族品德、风俗方式等都经由人民言传身教所得,是只属于本国家、本民族、本地区的特定文化。因此也会形成文化折扣效应,这是一种由于部分国家、地区、民族由于长期收到某一方向的文化陶冶感染,教育其人民产生对于该方向上的专有的文化倾向和崇奉和推崇,而形成的一种对于其他文化的排挤,这也就是服务贸易中所谓的"文化折扣",即受文化异性和认知偏离的影响。

  Guisoetal(2009)以欧洲国家为例,实证考察了文化偏好对经济交流的影响,发现国家间信任度的降低会对双边贸易具有抑制效应。科林?霍斯金斯和R?米罗斯在1988年的《美国引领国际电视节目市场的原因》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 国内观众在常识和生活方式上的相似性决定了某一电视节目的国内市场,特别是在特定文化中扎根的胶片或视频,在国内市场的吸引力明显强于国际市场。

  另外,Linders 等 (2005)也认为,美来源于距离,举例来说,当一个国家的消费者相较于文化距离产生的疏离感更倾向于追求产品的多样性,那么这样的形式将有助于文化距离对于两方交易者的商业交易往来行为;而相反的,当其中一方保持守旧的观念,对于外来的、他国的文化、概念、态度等持有的是排斥、不接受的状态,文化距离就会相应的愈来愈大,对于交易双方的往来是产生消极的影响的,这也就说明交易双方在日后进行贸易往来的开展具有很大的难度。可以见得,从理论上看,文化距离对于商业往来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贸易活动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的。

  但从实证上,大部分研究结果得出文化距离的存在对中国文化出口存在负向影响,Cyrus (2014)认为宗教和语言都是静态指标,因此,通过研究世界价值观调查,他选择了四个指标:服从、信任、控制和尊重,从四个指标入手,估计文化距离。并利用上文提到过的回归引力模型,进一步计算出文化距离在贸易进出口流动上对于双边的消极影响,从而使文化距离进一步缩小,让文化的贸易输出变得简单明了、具体可感。Elsasser(2004)认为不同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各式各样的文化就导致不用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消费喜好,由此文化的不同也就应运而生。当然,这也可以进一步看出,文化距离的改变对于交易双方的贸易关系的正常往来会有一定的影响,差异也会不利于两国之间的交易活动顺利开展。Kome-liussen and Blasiusb(2008)基于挪威459家公司CEO的调查样本,考察了文化距离、自由贸易协定及贸易保护主义对出口壁垒的影响,发现文化距离对出口市场存在负面效应但影响较小。Trades sea and White (2008)、White and Trades sea(2008)、Trades sea and White(2010)基于世界价值观和欧洲价值观调查数据库的一系列研究相继表明,美国与其贸易伙伴国间不断扩大的文化分歧会大大影响其州际层面的输出活动。相反的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持反对意见,如Mattoscio(2002)和 Linders、Slangen(2005)认为,文化距离的不断扩大,反而会吸引输入国,猎奇的心理反而有利于出口。

  从测度指标来看,大多数文章用的是Hofstede6个文化维度框架来计算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如陈昊和陈小明(2011)、万伦来和高翔(2014)、尚宇红和崔惠芳(2014)、曹麦和苗莉青(2013)、王云飞、景瑞琴(2017)以及王立非和金钰珏(2017)等基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数据,借助引力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对文化出口及文化服务出口的边际影响,证实了文化距离对文化出口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

  文化六维度框架作为一种跨过交流的文化工具,由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斯泰德(Hofstede)提出。Hofstede(1980)于1967-1973年期间,在四十个国家、地区分发调查问卷,其中从工薪阶层到高层次学者,共覆盖11.7万人。根据调查Hofstede提出了“权力距离(PDI),集体主义-个人主义(IDV),不确定性规避(UAI)和阴柔气质-阳刚气质(MAS)”的文化四维度理论。于1984年,根据其本人近些年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及结论进一步的分析论述,Hofstede又出版了相关作品《文化的结局》。在1991年,Hofstede又利用Michael Harris Bond及同事对于23个国家学生层次的人群,进行运用中国员工管理层研发的华人价值观调查的研究进一步扩充文化维度概念,提出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导向和短期导向(LTO)。在2010年, Hofstede提出了文化的第六个维度——约束(IVR),这一维度的发现是通过Minkov的研究,即在93个国家和地区运用世界价值观从而进一步加以分析思考得出的结论。

  也有学者使用不同指标来测度文化距离,如BosiSo、Frand(1997)和Melz(2002)语言相似性的使用,而Eichengreen和Irwin(1998)在过去使用殖民关系和贸易联系。即进口国原本的文化习俗、价值观等与出口国的差异构成了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Marvasti和坎特伯里(2005)构建了一个引力模型,来研究何种因素可以对美国影像输出产产生改变。而通过实证研究,最终认为:宗教、教育和语言可以使电影出口有正面、向上的影响。

  2.3孔子学院对文化出口的影响

  从前人研究来看,孔子学院的建立,会增加中国对所在国文化的出口。有些学者从文化沟通的角度进行分析, 傅丽萍等( 2011) 认为,孔子学院向世界传达和谐理念,成为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和文化外交的重要平台。何妍( 2012) 、孙悦凡( 2016) 等学者也将孔子学院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强调其提升中

  国文化软实力的独特作用;张青青( 2017) 从孔子学院的发展考察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连大祥(2012)认为文化的国际交流能加快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不仅可以促进文化创新,而且有利于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吴明海(2015)认为孔子精神和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孔子学院选择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办使对文化的多元化协调的一种帮助,更是对于促进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和共享。

  也有部分学者是从贸易和投资方面进行分析,认同“在生意往来和投资方面孔子学院的创建有积极向上的推动作用”这一观点的。如林航(2016)提出对于我国来说,每一所孔子学院的创建都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有不容小觑的影响作用,并且这种影响作用决定于孔子学院所在地区的华裔华人的数量以及所在地区的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水平。曲如晓、曾燕萍(2016)通过实证检验得出短期内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长期内,孔子学院的建立不但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推广,还可以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对外输出。如在Donald Lien和Catherine Yap(2013)的研究中,提出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出情况就与孔子学院的创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引力模型发现孔子学院的成立使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5-6%左右,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小的作用。也有国内学者连大祥(2012)表明孔子学院的创立对于各国之间、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经济水平的升高,例如对于我国的商业输入和输出,资本的收纳和投资起到了明显的助力作用,且这样的效果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作用相较于发达国家要更加突出,同时也发现,孔子学院的创立对于投资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

  而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的促进效用受到进口国所在地具有的特定要素的影响。如林航、谢至忠、池丽丽(2016)探讨了相关国家华裔华人数量、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在孔子学院的创建影响下,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的积极作用。连大祥(2012)分析了孔子学院促进效用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在发达国家。安亚伦、于晓宇、曾燕萍(2016)发现孔子学院促进作用在亚洲国家比在非亚洲国家更为明显。

  另外本文提出假设当所在国孔子学院较多时,文化距离对文化出口抑制作用也较弱。总的来说,当所在国建立的孔子学院个数较多时,能使更多人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及价值观,对当地人民的文化影响力更大,对中国文化产生更多的认同感,减少文化折扣的作用,使得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出口的消极作用减少。文化的渗出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服务,从两方面入手对消费者进行引导、吸引,随着这种吸引渗出行为的不断深化,悄无声息、耳濡目染的就能影响消费者的价值观念以及消费行为,从而在思想上对贸易过的理念呈接受状态,这样的对于由文化的分歧导致的服务水准的折扣就会大幅度降低。这种服务的消费理念就会产生“雪球效应”,不仅在当下能让消费者看到收益,获得效益,,更能够促进后辈的多样化选择,从而促进文化的平衡、融合。

  对于孔子学院对文化出口的实证研究,大部分学者是以扩展的引力模型来测定,如安亚伦、于晓宇、曾燕萍(2016)运用2007-2013年30个贸易伙伴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扩展的引力模型,加入国家规模、两国收入差异等因素,研究沿线孔子学院的创建数目对于我国文化项目的输出的影响因素。刘洪铎、李文宇、陈和(2016)构建了文化交融指标,通过分析我国在与其他各国的双边贸易方面的相关数据,对36个沿线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从最新的引力模型着手,以贸易的货值总和和量进行区分的想法为基础,实证研究分析1995-2013年间我国和沿路各国的文化联系、出口及进口,对于双方贸易关系的影响。使用双差分法进行论证研究的也占有以顶比例,如谢孟军(2016)采用双差分方法分析建立孔子学院前后出口贸易额的变动可以对文化输出的效果进行评价。曲如晓、曾燕萍(2016)利用倾向匹配得分和倍差法控制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设置对照组分析政策实施后的有效性,实证验证了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

  综上所诉,以往对于文化出口的研究主要是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从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角度的较少,并且对于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主要是直接测度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没有从孔子学院对文化距离的影响及其中的理论机制方面开始研究的,本文从孔子学院是否可以通过增进国家文化认同感,从而缩短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业的输出具有积极的效应呢?从而对沿“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行划分并加以分析。

  3 现状分析:孔子学院建立情况及中国文化出口现状

  3.1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上的建立情况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相关国家孔子学院持续培养语言人才、进行文化交互,开展民间活动,进一步为“一带一路”的建设找到新的突破口,让孔子学院的发展始终蓬勃向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截至现在的数据统计,中国已在各个国家地区的一带一路沿线中近70个国家中的53个国度设立了共137所孔子学院和130个孔子课堂,约占全球孔子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亚洲30国设立了77所孔子学院和79个孔子课堂,因此目前仍有14个国家尚未建立孔子学院。

  在师资方面,孔子学院累计派出院长、教师和志愿者3.4万人,赠送汉语教材451万册,并通过“孔子学院奖学金”等渠道,培养培训汉语教师6万多人次。孔子学院以大学为基本立足点,以社区居民为主要对象,逐步创建一种从低等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教育部引导的学历培养到社会需要的专业性人才,从“语言零起步”到专业翻译人员,学术研究专家的系列性汉语教育体制,累计培养培训各类学员204万人次,仅2017年上半年,一带一路亚洲地区孔子学院和课堂共开设各类汉语课程7200多个课设,学生近23万人,进行各类文化活动1800余次,吸引70余万人次参加。

  不少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兴趣源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孔子学院累计组织72所高校团组赴各国孔子学院,开展“文艺巡演”“专家巡讲”“文化巡展”等文化活动,受众达到23万人。在坚持汉语教学的同时,各国孔子学院根据民众实际需求,灵活多样地开展了5万多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参与人数达到2000万人。经过多年发展,除了以语言传播为主题的孔子学院以外,很多孔子学院发展成为中医、商务、旅游、科技等特色学院,成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在推动民间交往方面,孔子学院每年组织5000多名“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官员,大、中、小学校长和师生“汉语桥”团组来华亲身体验中国文化、感受当代中国发展脉搏;同时,各国孔子学院每年组织10多万名青少年朋友,踊跃参加“汉语桥”世界大、中学生和在华留学生中文大赛预决赛。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政要数百次出席相关活动,盛赞孔子学院在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人民友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孔子学院十分重视并始终尽力深化“一带一路”的研究,为“一带一路”的发起提供思想上的引导和支持。“孔子新汉学计划”招收相关各国250多名优秀青年学者,来华攻读博士学位和访学研修,开展“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相关各国孔子学院每年举办有关“一带一路”学术讲座、高端论坛、国际会议200多场。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经过两年努力,翻译出版了柬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匈牙利罗兰大学投资建设了“一带一路”项目研讨中心;泰国曼谷博仁大学等26家教育组织也共同包揽了“海上丝路孔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一举成为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基地等。

  孔子学院培养的大批人才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在促进各国发展的方向上,孔子学院主动为相关地区、机构提供专业性的人才,有目的的培养本土职员,为各种机构提供丰富的信息咨询。比如泰国孔敬的孔子学院创建了与高铁项目有关的韩语培训课设,乌克兰孔子学院则为乌克兰当地的航空事业专门培养职员,白俄罗斯孔子学院更是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合资创办的工业园区的企业输送汉语人才、塔吉克斯坦孔子学院为海成集团本土员工提供职业培训等。这些努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直接帮助,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一)孔子学院数量持续增加

  孔子学院的起源要追溯到2005年5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学院成立了亚洲第一所孔子学院, 当然这所孔子学府也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正式挂牌的孔子学院,自此孔子学院的创办进程便拉开了帷幕,以如火如荼地态势在世界范围内愈加兴旺。2005年12月1日,一带一路上欧洲地区第一所孔子学院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正式成立;2008年3月18日,埃及开罗孔子学院成立,这意味着第一所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上非洲地区建立,至此,孔子学院已经横跨亚、欧、非三大陆。本文根据2007-2017年孔子学院年度报告制作了这10年来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在一带一路上亚洲地区、欧洲地区、非洲地区的建立数量及增长幅度,以此可以看出孔子学院的分布范围及建立高峰期。

  由表3-1可以看出,从2007年到2017年起,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的数量逐年增加,并且在亚洲区域的建立数量最多,到2017年已达到154所,在非洲地区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数量最少,至2017年总计6所,而在欧洲地区建立数量排名第二,共103所,至2017年底一带一路上国家总共建立了263所孔子学院(包括孔子课堂)。而从增长幅度上看,2008年孔子学院(包含孔子课堂)的数量为89所,增长率达到37%,达到孔子学院开设高峰;2011年达到130所,增幅为20%,增幅略有下降,但仍保持高速增长;2014年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上建立的个数达到210所,增幅达到27%,孔子学院开设速度再次增快;2015-2017年是孔子学院稳定发展时期,增速变缓,趋于稳定,增长率保持在5%-15%之间,可能是部分国家已达到饱和,但尚有14个国家未建立孔子学院。

  (二)孔子学院覆盖范围持续增大,地区分布集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愈加迅速、庞大,孔子学院在外洋的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分布国家和地区逐渐增加。由孔子学院官办网站上数据显示,2007 年一带一路上中国孔子学院覆盖国家的数量仅为26个,到 2017 年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所覆盖国家的数量已达到46个,另有19个国家尚未建立孔子学院。从孔子学院的地区分布来看,孔子学院在 2007年到 2017 年孔子学院的创建数量都呈现或快或慢的上升趋势。在这之中,亚洲的增长速度最快,成为世界范围内增长最快的地区。到2017年,亚洲地区孔子学院增加的数量为118所,欧洲地区与非洲地区孔子学院增加的数量分别为76和4所。 亚洲地区同时也成为孔子学院(学堂)总数最多的地区,占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学堂)总数的58.6%,欧洲地区及非洲地区分别占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含学堂)总数的39.2%和2.3%。

  (三)外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数量持续增加

  优秀的师资也是孔子学院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是孔子学院发展扩大的保障,自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国家汉办不断加大教师派出和培训力度,外派汉语教师数量逐年上升,目前,孔子学院的教师队伍主要来源于中国各大高校的志愿者及教师,本文从孔子学院年度报告总整理得出2007-2017年间派出外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的数量。

  图3-1外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数量

  数据来源:《孔子学院年度报告》,2007-2017 年

  由图3-1 可以看出,2007年,孔子学院外派汉语教师数量仅为1532人,但是到2011年,数据显示外派汉语教师数量为3343人,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近乎两倍多。2012 年到 2014 年,孔子学院外派汉语教师的数量基本稳定在6000人左右,2015-2017年孔子学院外派汉语教师的数量略有下降,人数基本在4000左右。此外,为了进一步适应各个地区对于汉语教育的诉求,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还不断地向各个地区输送人才、即志愿者,更进一步制定志愿者的选拔要求和政策,充分确保志愿者的品质和质量,也对数量进行了控制。2007年,孔子学院外派志愿者的数量为1445人。十年后,志愿者数量增多达到6306人,相较于2007 年增长了四倍余,相关数据显示在2013年志愿者的数量更是达到8680人。

  3.2中国文化出口的规模及构成

  3.2.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总额

  为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产品出口总额,排除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导致的3个国家的数据无法获得的情况,本文最终选取研究项目中全样本的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的共62个国家的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就2007年~2017年中国对其核心文化产品的出口进行分析。这62个国家包括: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19个东南亚国家,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希腊、立陶宛、捷克、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等22个欧洲国家;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等18个西亚国家,以及埃及一个非洲国家。这些国家均位于“一带一路”的重要交界点且处于不同地域内,地域差异导致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也足够明显,这些地区同时也横跨亚、欧、非洲三个州际。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标准情况下,文化产品即一种“传播思想、符号和生活方式的消费品”。文化产品对于思想消费和精神消费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最新消息等,亦含有娱乐性质,形成一种团体的认同感,从而影响人类的文化行为,其中不乏书籍、影音、杂志、软件、电影、多媒体产品、时装设计、手工艺品等。也有着资料显示,可将文化产品进一步可划分为:核心文化产品(Core Cultural Goods)和相关文化产品(Related Cultural Goods)。但是,本文的研究将局限于前者,也就是核心文化产品的研究。

  本文的统计口径依据商务部2014年公布的《核心文化进出口产品目录》,包括:文化遗产,印刷品(书籍,报刊,其他印刷品),视听产品,视觉艺术(绘画,其他视觉艺术),视听媒体(摄影,电影,新媒体),其他(研讨会)纸,毛笔,乐器)。如表3-2所示:

  在本研究中,选取HS07(The Harmonized System)分类中的8大类23种文化产品,包括:文化遗产(970600)、乐谱(490400)、绘画(970110、970190、491191)、书籍(490110、490191、490199、490210、490290、490300、490591、490510、490599、490900、491000)、原版雕刻、印刷品(970200)、摄影(370510、370590)、电影和视频(370610、370690、950410),设计和创意服务(490600),但是不包括手工艺品、乐器和首饰等。

  本文根据HS-07分类由各小类数据加总计算得出2007年-2017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及年增长率,基础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具体见图3-2。

  图3-2 2007-2017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及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2007-2017 年

  图3-2反映了2007年~2017年中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的总额以及年增率,即中国核心文化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变化,反映出文化产品出口额的地位。从宏观角度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升势良好,主要是因为2014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产业的出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仍然是一直潜力股,有长远的发展前景。除此之外,对于输入国来说,我国的文化产品输出大多数发往印度、新加坡、俄罗斯、伊朗、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度。

  3.2.2 中国文化产品的分类产品出口占比

  根据上文对文化产品进行的分类,收集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不停止地在分产品研讨,得出2007-2017年中国分类文化产品输出额占比,如下图 3-3 。2007年往后的十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文化产品的输出,其分类产品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尤其在于种类方面。近些年来,视觉艺术品的出口额占比下降严重,甚至低达至 30%-40%之间,在2017年占比为 39%,这个区间已经是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最大的文化产品;另外,对于音像制品的出口额占比也是时续波动的,在2017年占比为27%;试听媒介(含摄影、电影、新型媒介等)从2011年开始到2017年,7年的时间占比已达到17%左右;印刷品的出口额占比在 10%-20%之间支配,2017年占比为10%;其他类文化产品的出口额占比逐年降低,2017年占比为7%;文化遗产的出口额占比最低,2017年占比为0.1%,是中国文化产品输出中最单薄的部分。一般来说,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构造较为简略,主要依靠视觉艺术。近年来,音像产品和音像媒体的贸易逐渐升高,但从整体的角度分析,比重仍旧不大,余下的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往来情况也不容乐观,不温不火、较为迟缓。

  图3-3 2007-2017 年中国分类文化产品出口额占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3.2.3 中国对全球的文化服务分类产品出口总额

  对于服务出口的统计,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口径,但根据文献,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类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国际收支手册(BOP)对文化服务的界定,重点放在对于各国政府制订统计资料上;另一类是扩展的国外收支服务分类(EBOPS)对服务贸易进行分类,但是都没有将文化服务出口单独列出来,本文又根据《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的定义对文化产品出口及文化效能出口是实施了分类,主要考虑核心文化服务出口,把文化效利分为:专有权益使用和特许费,广告、宣传,音像、电影三大类。由于各数据库上编码更偏向于后一种,本文主要运用的是EBOPS的分类标准,根据EBOPS2002版的文化服务贸易标准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数据库及OECD数据库获取数据,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代表性,选取了2010-2016年中国对全球22个国家的文化服务出口数据,主要选取目录如表3-3。

  表3-3核心文化服务出口产品目录

  EBOPS2002版标签

  核心文化服务出口目录266音像产品的再生产和 / 或分配许可

  其他艺术和文学再生产和/或分配许可

  278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

  288音像产品

  其他文化服务

  数据来源: 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

  由于中国的文化服务出口贸易数据较少,如果仅选取一带一路上国家,则会产生样本过少的问题,因此本文中选取了中国对全球文化服务出口的数据,由图3-4所示,从文化服务分类中选出:266(文化产品再生产或分配许可贸易)、278(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及288(音像产品及其他文化服务)三种分类,这主要是因为由OECD数据库及商务部网站上可得到历年来各分类占比大小,此三位为文化服务中占比前三。

  图3-4 2006-2016年中国对全球的文化服务分类产品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

  由此对中国对外文化服务出口的现状有个总体的描述,由图3-4可看出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在中国文化服务出口中占据最多的比重,并且增加最快,从2006年至今增幅以达到6倍,拥有最好的发展前景;文化产品再生产或分配许可贸易分类从2006-2016年发展平稳,基本维持在5~10亿美元之间,并且近年来已超过10亿美元,占比第二;音像产品及其他文化服务分类占比最少,并且发展迟缓,甚至略有下降,说明中国在音像产品及其他文化服务方面出口仍需加强,应大力发展中国音像行业,促进音像产品出口。

  4 实证分析: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

  在本章中,笔者先对论文中的计量模型设定、样本国家和地区的选取以及研究中所需数据来源进行说明。其次,本文首先从孔子学院对中国整体文化产品出口及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分析,再分区域对孔子学院发挥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

  4.1 模型的设定及变量的选取

  4.1.1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前人文献可见,关于大多数中国文化出口的研究基本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因而本文也应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开展研讨。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它支持两个物体的质量对它们之间的引力有正面影响,两者之间的距离则妨碍了它们之间的引力强度。之后,学者们将引力模型引用到贸易范畴研究中,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为两国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等要素的比值,即贸易额与经济规模成正比,而与地理距离成反比。贸易重力模

  方程4-1中,代表的是i国同j国的进口(或出口),贸易总额;A表示常数项;各代表国家I和国家j的经济规模,标准来说按照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两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则表示两个潜在的进口和出口水平越高;则表示i国与j国的国家首都或经济

  为了降低回归过程中各变量间出现共线性和异方差的概率,也为了消除引力模型中不同变量的不同单位给回归结果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方程(4-1)两边取对数得:

  在世界各国文化贸易水平的不断前进的过程中,学者们将引力模型运用于于文化贸易的研讨中。本文将传统引力模型与文化产品及服务贸易的特点相融合,将被解释变量为核心文化产品出口额及核心文化服务出口额、核心解释变量孔子学院的建立个数、体现文化折扣的解释变量文化间隔和共同言语、以及其它控制变量如互联网程度、地理距离等因素归入到引力模型中,创建了扩大的引力模型,以期更为具体准确地考察中国核心文化输出的影响要素。面板的静态重力模型如下:

  其中,c是文化服务贸易出口国,j是文化服务贸易对象国,体现c对j国文化产品出口额,表示c对j国文化服务出口额。表示滞后一期的孔子学院个数,以降低可能出现的内生性。是c国与j国的文化距离,和分别表示t年c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两国的地理距离,通过引入孔子学院与文化差异的交互项来验证孔子学院的建立是否会削弱文化差异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

  4.1.2样本国家和地区范围

  对于文化产品出口数据,根据孔子学院全球分布、数据可得性以及各大洲兼顾的原则本文选择了一带一路上共65个国家2007-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对于文化服务出口数据,在一带一路上国家文化服务数据的不可获得性因素的影响下,笔者选取了寰球从中国输入文化效能的22个国度,分布在亚、欧、非和美洲。

  4.1.3变量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被解释变量

  (1)文化产品出口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路国家和地区为样本研讨分析孔子学院对文化产品输出的影响,并以中国对全球22个国家为样本研究孔子学院对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为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流量(CULEX)及核心文化服务出口流量(CULSEX),其数据根据HS-07分类及EBOPS02分类由各小类数据加总计算而得,根底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及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数据库和OECD数据库。

  在本研究中,选取HS07(The Harmonized System)分类中的8大类23种文化产品,包括:文化遗产(970600)、乐谱(490400)、绘画(970110、970190、491191)、书籍(490110、490191、490199、490210、490290、490300、490591、490510、490599、490900、491000)、原版雕刻、印刷品(970200)、摄影(370510、370590)、电影和视频(370610、370690、950410),设计和创意服务(490600),而不包括手工艺品、乐器和首饰等。

  (2)文化服务出口

  本文主要运用的是EBOPS的分类标准,根据EBOPS2002版的文化服务贸易标准从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数据库及OECD数据库获取数据,在充分认知数据的可获得性与其代表性之后,综合选取文化服务出口数据,具体数据来源于2010-2016年中国对寰球22个国家的分析。

  (二)主要解释变量

  (1)孔子学院个数(CI),有关材料是依据近些年来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办和孔子学院会议的资料归纳得出的。

  (2)文化距离(CULD),这是权衡两国在偏好、风俗、价值观、崇奉和道德价值观方面的心理距离的一个规范。能够预想到,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对它们之间的文化输出额度将迸发消极的影响。本文选择Hofstede的六个文化维度框架,权力距离(PD),衡量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不愉快的容忍度;男性和女权主义者(MF),衡量社会对榜样的选择;不确定性规避(UA),调查社会成员对可疑问题的偏好的反应;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IC)反映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和集体取向;务实和规范(PN),衡量社会成员对无法解释的问题的态度;放纵与约束(IR),反映人们享受生活的程度。霍夫斯泰德根据调查计算每个国家每个维度的得分,从而权衡不同国家的文

  其中,c 表示中国,j 是对应的贸易对象国,代表第 j 个国家或地区的第i个文化维度得分,表示出口国第i个文化维度得分,是这组国家或地区第i个文化维度上值的方差,i=1~6分别代表6种文化维度,每个维度的得分来自 Hofstede 的官方网站。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收入情况的表征,也是衡量一国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在其他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越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收入水平越高。文化产品的特征就是在审美方面很有张力,对于精神消费也十分注重,所以需要一定程度的收入支持。因此,经济规模与对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需求能力是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前者愈大,对华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需求能力也就愈大。中国和其他贸易目标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其中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不变价格美元计算。

  各国文化距离与孔子学院因素的乘积。参与此项的目标,在于研讨在对象国孔子学院个数差异的条件下,关于是否减弱文化间距对中国文化输出的负向影响。

  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经贸关系的影响要素是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这就要求,为了保障实证剖析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严谨地从影响我国输出贸易的控制变量等要素入手。DIS代表着两国的地理距离,是由各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形成,数据来源于世界城市经纬度查询系统,单位为千米。n表示其他变量影响出口的因素,可以理解为几个小的方面:TECH表示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互联网用户指标;Contig表示两国是否接壤,Comlang表示是否使用同种语言等。这些哑变量假定是则值为1,不然否则值为0,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

  4.2 实证检验

  4.2.1数据处理

  (一)面板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模型的错误回归产生干扰测试,并确保本文中回归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首先有必要在建模过程中需要进行测试面板数据,以保证数据的的平稳性。面板数据稳定性测试最常用的方法是单位根测试。第一种类型,便是同根性检验法,主要有LLC(Levin-Lin-Chu test)、Hardi以及Breitung;对于第二类,采用异根行检验法,主要为IPS(Im-Pesaran-Skin)、Fisher-ADF和Fisher-PP三种方法。为了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LLC和Fisher-ADF单位根检验方法的组合。包括同源根测试方法和异质根测试方法,并测试上述序列。如果检验结果显著,则排除单位根的原始假设,即认为该数据是平稳的。

  检验结果如表4-3所示。由下表可得知,孔子学院个数 ci和互联网使用人数Lntech在以上两种检验方式下均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变量;中国对外产品出口额Lnculexp、中国对外服务出口额Lnculserexp、进口国国家经济总量LnGDP、两国之前的文化距离CULD和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Lndis这六个变量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下均不含有单位根,是平稳变量。

  对上述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4显示,CI、Lntech的一阶差分序列在四种检验方法中以5%的显著性水平被原始假设拒绝,即这六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

  (二)面板协整性检验:

  由于选取变量水平序列不全平稳,其一阶差分序列均平稳,需对其回归做协整性检验。本文利用Pedroni方法验证面板数据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如表4-5所示,面板数据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关系,它们的回归方程所描述的因果关系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4.2.2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及文化服务出口的整体影响

  (一)描述性统计

  根据数据可得性原则及分析问题的需要,最后本文的分析年限选定为2007-2017年,且为考察模型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即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表4-6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中国对65个国家文化出口额的取对数均值约为13,最大值约为1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个数均值大约为4所,2017年泰国建立的孔子学院个数最多为36所,截至2017年,伊朗、巴勒斯坦、也门、科威特、阿曼等17个国家尚未建立孔子学院,各样本LnGDP的均值约为25,2017年GDP最高的国家是印度,为2597亿美元,2017年GDP最低的国家为塔吉克斯坦,为715亿美元,40个国家与中国的文化距离平均值为0.54,与中国文化距离最小的为0.14,最大的是菲律宾,为5.27,每百万人使用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最高的是爱沙尼亚( 1142. 61) ,最低的是也门( 0. 632)

  所选样本国中与中国地理位置 相距最远的为克罗地亚(7647.53千米),最近的是蒙古( 1168.9千米),其中有3个国家与中国毗邻。其中所列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经验临界值10,可见多重共线性对不会显著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由表4-7可以看出,除lnGDP与lnculexp相关系数为0.7743之外,其他大部分自变量间相关系数都小于0.65,呈中低度线性相关,说明该模型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由表6-1可知,变量之间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很大比例下都较10来说小,其中,孔子学院与中国文化出口额的相关系数为0.19,初步印证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出口存在积极作用。

  由于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等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因此不能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与上文所述相结合分析发现, Hausman检测结果为随机效应估计法更加契合本模型。Silva和Tenreyro(2006)认为,根据Jensen的不等式,引力模型,无论是使用固定效应还是OLS回归方法,都可能导致对回归结果的过高估计。这是因为在引力模型中,对数线性化之前的误差项与模型的自变量无关。然而,在转换为对数线性之后,误差项通常与自变量相关,并且在OLS或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方法下,平均值的计算给予具有大方差的数据更多权重。基于多国小组回归时,异方差性问题非常普遍,因此OLS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会有偏差。另外,为了剔除面板之间异方差以及面板内的序列相关问题,本文还选用了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FGLS)模型估计。比较和分析了三种随机效应的测试方法,以获得最合适的模型估计方法。

  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全面地观察出孔子学院CI对中国文化出口及其他变量的影响,本文分别对不含CI和含有CI的模型进行回归,具体结果如表4-8和表4-9所示。本文在对文化距离与文化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行检验过程中,为了进行对比分析,把4种方法检验的结果统一列在表4-8、4-9中,表4-8、4-9是根据式4-3、4-4得到的回归结果。

  表4-8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影响的总体回归结果

  由表4-8分析可得,采用传统OLS与FGLS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首先,全部回归中孔子学院的值为正向显著,并且从FGLS回归中交互项mculd的系数为负可以看出进口国孔子学院建立个数的增多会削弱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改过的负向影响,这验证了前文的理论假设。并且通过对比不含孔子学院m和包含m的整体回归结果,发现不含m的模型文化距离为负,加m后文化距离的值变小甚至为正向,由此表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孔子学院的创建活动确实对中国文化产业的输出贸易活动产生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另外不加m的回归中的文化距离为负值不显著,在假设中文化差异理论上应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产生阻碍作用,但是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种由于文化差异的所导致的阻碍作用在不断的削弱,这也跟目前全球化和开放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相关,全球化的趋势,以及我国积极走出去,文化开放和包容性,对于这种差异的阻碍作用有一定削弱,所以导致文化距离不是很显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选取的变量值还不够多;并且从OLS回归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出,地理距离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具有负向影响,验证了理论部分的假设,孔子学院的建立降低了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中地理距离对中国文化出口的影响,其中互联网使用率可大大降低局部的地理距离产生的负面消极影响;其次,在所有回归中,进口国GDP及进口国人均GDP与中国文化产品输出贸易是成正比的,前者越大,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就越大,其中在虚拟变量使用共同语言中正向趋势更为明显,说明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对中国文化产品进口额较多,这也验证了前文的假设,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越小,文化折扣现象越弱,对中国文化出口的抑制作用越小。

  表4-9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影响的总体回归结果

  同理,对表4-9分析可得,孔子学院的建立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存在积极影响,且滞后一期的孔子学院值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为负向显著,即可以证明本文的理论假设:孔子学院的建立会减小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出口的消极作用。在该表中,文化距离在RE和FGLS回归估计中虽为负值,但不显著,这可能和数据量太小有关,GDP在OLS和FGLS中正向显著,说明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对中国文化服务进口越多,而地理距离越大,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负向影响越大,但至近年,互联网的使用逐渐减小地理距离的消极影响。

  4.2.3分区域类别估计

  表4-10分不同区域的检验结果

  表4-10是将一带一路上国家分为亚洲国家及非亚洲国家,再次验证孔子学院的建立对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及是否能减小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第一列为亚洲国家的FGLS回归估计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在亚洲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数量每增加1个,中国对该贸易国的核心文化出口额会增加2.92%左右,第二列为非亚洲国家的FGLS回归估计结果,孔子学院的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示在非亚洲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数量每增加1个,中国对该贸易国的核心文化出口额会增加2.83%左右。可以看出,孔子学院在亚洲国家建立后发挥作用比在非亚洲国家发挥效用的大,这大概是由于中国与非亚洲国家间社会制度、文化信仰、经济等相差更大的原因,这也导致了非亚洲国家对中国国家文化、价值信仰等接受更为困难,同时结果也表明在亚洲国家和非亚洲国家,孔子学院的建立都对中国文化出口产生了促进作用。

  5 结论与对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首先,基于2007-2017年一带一路上65个国家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数据,分析一带一路上孔子学院的建立情况,及当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输出的情况,研究成果显示,孔子学院建立个数逐年增加,学院教育的覆盖地区持续扩展,外派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数量也逐年增多;与此同时文化产品出口额连年增加,目前出口市场主要集中于印度、新加坡、俄罗斯、伊朗、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从产品分类上说,目前国内的文化产品输出种类较为单调,视觉艺术品仍占有主要地位,近年来影像、音像制品的输出及视听媒介的贸易逐渐扩散,但就社会情况来说所占比重仍然不大,对于另外的几类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其现状也不容乐观、发展缓慢;对于中国文化效益的出口额方面,本文选用了2010-2016年22个国家的文化服务出口数据,得出中国近年来文化服务出口额持续增加,虽然在2014年略有下降,但并不影响整体上升趋势,其中广告、市场研究和民意调查在中国文化服务出口中占据最多的比重,并且增加最快。

  其次,主要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孔子学院的建立对中国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出口的影响,并且加入了孔子学院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验证孔子学院的建立对文化距离负向影响的削弱作用。实证结果证明,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建立会对中国文化出口产生积极作用,并且可以减少文化距离的负效应。其他主要验证了贸易引力模型中的GDP、地理距离、互联网使用人数等变量,其中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会减少文化折扣效应,增加中国对该国的文化出口额。

  最后,由连大祥研究表明,新建一所孔子学院会使美国对中国出口增加5%~6%,而由安亚伦研究得出,在中国贸易国中选取30个国家样本下,孔子学院数量每增加1%,中国对所在国文化出口将增多3.06%,而在本文实证研究中得出在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样本中,建立一所孔子学院会促进中国文化出口约0.9%,这表明相对于中国与30个贸易国之间的文化贸易,孔子学院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影响较弱,而在目前孔子学院建立数量不断增多的背景下,如何更好的发挥孔子学院在文化上的传播影响功能,改变所在国人民的购买取向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此,本文通过将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进行对比,系统的对一带一路上国家如何建立孔子学院提供建议。

  5.2 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的比较

  歌德学院于1951年成立于德国慕尼黑,是一所当地的非营利性的协会性质的机构。学院总部设坐落于慕尼黑,总部主要负责培养德语专家和教师,并向海外输送。歌德学院通过高水平的德语培训展现丰富的德国文化和介绍社会、政治和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给世界各国人民展现一个丰富多彩的德国形象”。其主要工作可概括为三个方面:语言培训、文化活动和咨询服务。歌德学院可以说是一所在语言推广方面十分成功的机构了。

  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通过对歌德学院的发展概况进行梳理和简单对比,我们发现二者都以向外界推广本国语言文化为己任,有许多值得分析比较的方面,在整体运作上不仅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显著差异。(1)相同之处

  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的相似之处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展现:

  首先,语言推广和文化传播相辅相成。语言和文化不是单一、毫无关联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推广是媒介,文化推广是目的,这在歌德学院的语言文化推广中得到了印证。歌德学院的语言教学一直与文化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所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也主要是结合德语推广和德国文化传播而展开的。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一样,在语言文化推广的过程中都是围绕着语言教育和培训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化传播和推广。尤其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都比较注重宣传本国文化和价值观,以提升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

  其次,两者与政府的关系相似。语言文化推广的重要性被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政府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机构的管理,并越来越深地介入机构的运行,把握机构的战略方向,为其提供积极的国家政策支持。机构能够平稳的运行下去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当然,孔子学院的领导基层全部职员隶属于国家汉办教育部,是孔子学院总部的管理和指导机构;而除此之外孔子学院经费也主要由政府财政下发和分配,可以见得,孔子学院的地位是受到国家支持,且代表国家利益的。歌德学院根据与德国外交部所签署的协议来开展语言文化推广活动,执行德国政府委托的任务。可见,歌德学院是代表国家利益的机构。所以说,孔子学院和歌德学院都是带有浓厚的官方背景的,他们代表了国家和政府的利益。

  再次,两者都属于非营利机构。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的性质、宗旨、资金来源都说明他们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二者都是以语言文化的传播为宗旨,开展语言培训、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传播活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资金的积累主要用于机构的扩大和未来建设,而不是为机构成员所得,所有这些都显示了他们的非盈利性质。

  (2)不同之处

  孔子学院从诞生至今十几年的时间里,于全世界范围内快速创立了几百家学院,数量已超歌德学院成立近七十年来的总数。但数量的迅速增长并不代表更高效的文化推广效果。孔子学院与歌德学院的差距在于二者对于文化推广不同的理念,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化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其中,歌德学院的文化传播理念和策略主要有以下表现:

  首先,歌德学院的文化推广采取的是稳健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跨文化传播需要克服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文化交流真正实现文化的认同,因此跨文化传播的任务重大而艰巨,无捷径可走。歌德学院一直以来视质量为发展的第一要义,始终秉持着要有计划的、有章程的开展和推动文化交流、学习和推广,以质量求发展的办学理念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几十年来歌德学院在世界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共创立159所分院,分布合理,印证了歌德学院重视质量、稳步推进的办学特色。而孔子学院创立仅仅十余年,建院数量的突飞猛进势必带来办学质量问题,孔子学院目前大多工作集中在语言教学和自身机制完善方面,包括改善教学资源,提髙办学条件等,对文化传播策略的研究和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还有待提升。

  其次,歌德学院的文化推广倡导本土文化的再创新和再创造。歌德学院不只是选择德国积极正面的形象去传播,而是以德语文化为核心,将德语这一语种下所蕴含的文化,放到国际的视野和角度中去剖析、去对话和、去探讨、去批判,去创新、去发展,以获得更多认同,从而提升文化影响力。跨文化传播要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首先就是不断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挖掘、建设与创新。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来歇尔康阿克曼说:“本土化再创造非常重要,否则将水土不服,所以我们非常看重合作伙伴。”歌德学院的文化推广策略很好地诠释了文化国际推广过程中文化需要不断创新与创造,需要不断批判和完善的实践思路。

  再次,文化输出和文化输入并行。近些年来,歌德学院在重视文化输出的同时,还重视文化“引进来”,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完善本土文化。比如,歌德学院通过邀请来自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德参加访问和演出,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得到了双向交流和融合发展,这使得德国文化富有持续更新的活力和不断的创造力,提升了德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提高了德国文化在全球文化多元化中的地位。歌德学院的文化双向传播策略,是孔子学院需要借鉴学习的。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今天,不同文化间难免产生差异和矛盾,但同时也提供了众多彼此交流和合作的机会。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理解和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歌德学院无疑是文化传播方面的成功案例,值得孔子学院深入挖掘和借鉴学习。

  5.3政策建议

  在孔子学院建立后,大大促进了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提升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这其中除了靠中国文化自身特质的吸引力外,如何通过孔子学院进行有效的传播并让进口国接受也是我们目前仍需发展的一点。借鉴前文孔子学院成功案例的传播经验,针对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建设提出几点建议。

  (1)完善管理机制,改善运营机制

  孔子学院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建立了153所孔子学院,数量快速增长,但分布不均,在部分国家如非洲及中欧地区只有1所或者没有,且每所孔子学院没有统一的管理规范,体制尚不健全,导致孔子学院之间无协同效应,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对外整体形象,不利于孔子学院品牌的建立及长期的发展。

  根据《孔子学院章程》中的相关规定,“孔子学院总部设立理事会,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此项规章制度规范了有关总管理机构的任命工作,更强调了对于分支机构、各工作主体皆需要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使孔子学院每个工作人员皆朝着同样的目标有针对性的进行工作。并且可在固定的区域建立管理协调机构,传达汉办的总指示,加强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孔子学院间的沟通交流和业务联系,增加区域协同合作,协调各孔子学院间的关系,整合区域内的教学资源,定期可进行教学交流及联合活动。目前国家汉办已建立了三大区域组织:亚非孔子学院处、欧洲孔子学院处和美国孔子学院处,但由于区域内各国家的制度、生活习俗、语言等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各国家建立的孔子学院的运行方式、运作内容也存在不同,难以进行统一管理并起到协同作用。我认为,可以考虑对管理区域进行重划分,如按照语种来分区,例如法语区、英语区、阿拉伯语区等,作为文化传播中的重要因素,将语言作为划分标准更便于管理,也可按照宗教信仰、文化特点进行分类。国家汉办可根据区域特点进行统筹管理,便于教师资源、资金管理分配,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提升管理效率。

  (2)筹措办学经费,管理本地师资

  目前,办学经费主要仍有国家汉办提供,但随着孔子学院建立个数的增加以及考虑到各个地区孔子学院教育事业的后续绵延的可持续进程,所以应当加大对于经费的投资,扩充经费的来源途径,并实施市场化方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德国歌德学院的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拨款、课程培训收入及企业资助。其中,我国可大力发展企业部分,由林航(2018)研究结果可知,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个大国之间的合作与企业投资行为会进一步的作用于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并对其产生反作用,因而在此方面的发展中,我国将更加推崇鼓励海内外的大小企业集合众力开展相应的孔子学院的建设,合作培养教育人才,扩宽宣传渠道,合作共赢,真正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链接起来。

  从实证部分可知,使用共同语言可减少文化距离的负向作用,是影响中国文化出口的重要因素,而孔子学院的重要作用之一即是中国语言-汉语的传播,随着孔子学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扩张以及学习汉语的人数大幅增加,构建优良的师资队伍是孔子学院建设的重中之重。孔子学院的教师团队不仅承担着传播语言的职责,还负有中国文化传播的任务,并且需要根据本地特色因地施教,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本地文化融通教授,对教师的教导能力素质要求很高。

  而目前孔子学院的教师团队主要以各大高校志愿者为主,他们的教师经验及对所在国的了解都比较有限,需要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包括对所在国文化风俗、当地国情的了解,培养教师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以及对当地语言的学习,这也会影响到教师个人生活问题,避免语言障碍带来的问题。或者可以聘请当地华侨华人或者掌握汉语的当地教师,与所在国教育机构进行合作,增加优秀师资来源;与所在国高校进行合作,设立专项奖学金,鼓励高校大学生加入孔子学院,进行当地语言及文化的培训;与所在国企业进行合作,宣传当地文化的同时,进行文化沟通互流。

  (3)扩展交流渠道,增多宣传方式

  目前,除了建立线下的孔子学院外,各国也有举办短期的孔子课堂,并在社会传播软件上开设公共账号,构建网络教学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联合互通,抵消地理距离对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负向影响,通过开办“汉语桥”及“网络孔子课堂”等方式扩大宣传渠道,使没有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或地区也能更多的接触到中国文化,不再局限于当地孔子学院的建设。

  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和所在国政府、企业、组织等合作,与政府合作可有效提升孔子学院的社会地位,提高孔子学院在当地的影响力;与企业合作,可增加与所在国企业的经济往来也可建立与所在国企业的经济联系,获取经济贸易机会;与当地社团进行合作可扩大中国文化的受众范围,有利于孔子学院在各个阶层迅速传播。并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两国的文化交流活动,可以扩大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语言、价值观等方面的交流,促进中国文化出口。

  5.4不足与展望

  本文以一带一路上建立的孔子学院个数作为核心变量,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及中国文化服务出口额进行分析,其中,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通用的文化服务划分标准,可能导致中国文化服务出口额的划分不明确,并且由于目前数据库数据的缺失,可能会导致结果的不稳定性,但在本文选定的国家等前提下,本文提出的假设:孔子学院的建立是否会削弱文化距离对中国文化服务出口的负向影响?是肯定的。以期待数据完善时,可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借鉴。

毕业论文:http://www.3lunwen.com/wh/whjs/48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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