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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汉语研究中名量词的发展变化研究

发布时间:2020-01-06 23:38

  关键词: 现代汉语;临时名量词;运用

  一、 相关概念

  (一)名词

  殷志平(2000)认为“一身冷汗、一脸得意、一肚子火气”中的“身、脸、肚子”与名词的共同性多一点,把他们处理为名词,“一”为形容词,把“一身冷汗”类短语看作名词短语。谭景春(2001)归纳出临时量词的三个特点:可类推性,数量很多、是开放的类,词义没有明显变化,主张把临时量词看作是名词的一种用法,仍然处理成名词,并指出《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标注了专职量词,小标注临时量词。

  (二)量词

  郭先珍(1987)指出,临时量词是“从名词、动词、形容词临时借用来表示量的。它们只用于一定的语言场介,多具有修辞色彩,例如‘一手泥、一脸汗、一裙子水’等”。李字明((2000)认为,“一池春水、一脸疙瘩、一肚子坏水”等中的“池、脸、肚子”是名词借用为量词,并总结出具有负载、包裹、容纳等意义的名词可以借用为名量词,有些名词借用为量词以后,数词倾向于用“一”[1]。

  二、对量词范围

  对于量词的范围、性质、作用的认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在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看法:

  (一)量词是指个体量词

  有的学者认为汉语中的量词就是个体量词,用于对事物的种类和性质进行表达,其与度量词之问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来源于国外,以及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学者。由于度量词存在于这些学者的母语中,并经常利用容器的名称来作为计量单位,所以在其母语中不存在个体量词。于是,这些学者从自己的母语出发,将其与汉语进行对比,发现个体量词与众不同[2]。这些学者认为,汉语中的个体量词是其他语言中不存在的,且个体量词与度量衡单位又有所不同,不是机械的将数量表达出来,而是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是一类非常形象的量词,所以这些学者认为个体量词与其他类别的词语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有日本学者将用于数词后面,表征事物的种类和性质的一类词语,称之为陪伴词。有的学者认为量词具有名词的功能,能展现出名词中的概念特色,而这些特色与名词中所包含的内容存在一定的联系。在我国,也曾有学者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个体量词就是陪伴词,是一种纯然的语法,并不能与称量的数量同日而语。随着名量词语法化的发展,这位学者最后否定了这种看法。

  (二)量词是一个词类

  有学者认为量词的功能就是计量,这是量词最主要的作用,虽然此外还具有修辞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次要的。量词包含的类型比较多,除个体量词外,还有货币单位量词、不定量词、集合量词等。不同类别的量词出现的顺序不同,且每个类别的量词都有自己的性质,但无论其具备何种性质,都属于量词系统这一范畴内。在与语法有关的早期著作中,曾认为量词不能独立于名词,成为单独的词语类别。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语法研究小组正式将量词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一类词语。在《词类》、《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虽然都对量词采用过其他的名称,但后来都统一将其称之为“量词” [3]。于是,关于量词的范围、性质以及作用,便有了统一的意见。而在量词进行分类时,不同的语法著作各持己见,但普遍认为量词包括度量词,且所有的量词在语法性质上都是相同的。

  (三)认为量词是一个词类的理由

  认为量词是一个词类,理由有二:其一,在中国人对量词的认识中,认为不管哪一类量词,其最大的作用就是计量,而现代学者也认可这一观点。在我国古代,古人基本不明白“量词”所代表的意义。虽然古人能理解量词的作用,并用理论对其加以阐释,但是在对语言进行实践时,古人却无法将量词进行正确的归类,也无法灵活、合理的使用不同类别的量词。在我国古代的一些著作中,常以“枚”、“个”等通用类的个体量词,作为计数用的词语。并且,古代计数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而具体的计数方式,要根据计数对象的不同特点来确定,如价值、形态等。从理论上来讲,度量词的计量标准是度量衡的标准,大部分的临时量词可通过不同的容器来计量,而个体量词的计量对象则主要是通过将事物个化来实现的。虽然计量的种类存在差异,但所有的量词在基本功能上都是一致的,即计数称量。其二,在古人的语言实践中,常出现不同的量词[4]。比如,在《史记》中就有石、斗等度量词;枚、个、两等个体量词。在《红楼梦》中有卷、把等非标准度量词;对、挂、套等集合量词;张、块、条等个体量词。由此可见,不同时期的不同汉语著作中,个体量词和其他量词在使用时,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并没有对其加以区分。而从汉语的角度出发,也可发现,量词的基本功能就是计量,且量词的类别比较多,其中包括个体量词。

  三、汉语史上名量词语法化进程

  (一)原始度量词的出现

  根据相关研究可知,度量词是最早出现的量词,出现的时期是远古时代。而度量词的出现源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在生产环节,还是在消费、交换环节,都需要用到度量词,并且,无论哪个民族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都离不开度量词。在度量词出现之初,其并不标准,且那个时候的度量词都还处于原始形态,这主要是因为在远古时代,还没有形成度量衡制度,更谈不上制度的严格与否。在目前已经被识别出来的甲骨文中,并未出现与衡制和度制相关的词语,而仅仅发现有“升”、“卤”可作为容量单位,但其代表的实际量值却不得而知,所以有的学者推断,其可能代表容量接近、能够通用的一类容器。而在已识别的甲骨文中,能够作为货币单位的是“朋”,其表示每串为五枚的两串贝,“朋”可被划分为两种类型的量词,一种是作为货币单位量词,一种是作为集合量词。在远古时期,由于还没有形成量词系统,所以这些词都被认为是广义意义上的度量词[5]。

  (二)个体量词的出现

  在甲骨文时代,在对数目进行表示时,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在表达一些不便于计数的事物时,却需要加上原始度量词。比如,在古代需要用“升”、“卤”来度量祭祀用的酒,用“朋”计量串贝,用“丙”计量同一车中的数匹马。于是,有学者认为,为使句式上更加对称,或者为了避免有数词在听觉上给人不清晰的感觉,计算所统计的单个事物或个人即使有明确的分野,有时候也会添加一些度量词,并在度量词之后添加一项事物。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固定的格式,如“牛X牛”、“人X人”等。于是,可以认为,其他类别的量词是以原始度量词为蓝本而发展起来的。随后,古人在此格式的基础上,又用更具通用性的词语来代替重复的名词。以“羌”为例,在卜辞中,其既表示国名,又代表当做牺牲的俘虏,由此便产生了“羌X人”的格式,这种格式用以表示被统计的事物或财富中,羌所属的范畴为人力资源,这是个体量词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要对人类自身进行计量,于是,“人”就成为最早出现的个体量词,且其是甲骨文中唯一出现在萌芽期的个体量词。单音节是临摹和重复的基本条件,这是人类交际中所必须的,如果通过补加词语、重复词语等方式,使得语言不仅没有更加简练,反而还更加拖沓,那么补加、重复词语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无论单音的数词,还是单音的名词,其所形成的音步都会更加稳定,且形成的过程更加容易。在甲骨卜辞中,使用最多的词便是单音词,这就为“拷贝量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三)量词的发展

  在周秦和两汉时期,度量词的发展已经比较完备,且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统一全国,已经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度量衡制度。于是,度量词在语言中的发展也逐渐完备,将寸、尺、丈等作为长度单位;将两、斤、石等作为重量单位,且有的量词在现代社会中仍在使用。同时,在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些典型的个体量词,如匹、乘、个等。最为重要的是,在周秦和两汉时期,已经在不同类型的量词上都有所积累。比如,在《左传》中,就用到了26个自然单位量词,用到量词的地方有162处,其中包括临时量词、集合量词、个体量词等;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用到的一般量词有18个,用到量词的地方有213处,其中包括个体量词、准量词、临时量词等。当量词发展到汉代时,其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多,根据对汉代文献的统计,在汉朝所使用的量词总共有56个,在这些量词中不包括度量词、货币量词,也不包括容量单位。在《简明汉语史》中,与现代社会所使用的量词比较接近的词语就有21个。在语法格式方面,周秦和汉朝开始出现“数词+量词+名词”的格式[6]。以甲骨文中的“贝+朋”格式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名词+数词+量词”的格式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问。到战国初期,就开始出现“数词+量词+名词”的格式,如“一杯水”、“一瓢饮”等。

  (四)名量词语法化的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是量词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名量词语法化初步形成的时期。首先,这一时期的量词数量明显增多,在现代汉语中,通用的量词有30%以上来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文献与《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后者所搜集的量词中,有423个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进行对比,其中有168个在两书中都存在,且用法上基本想通。其次,量词的种类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备,且量词中的主体是个体量词。尽管在先秦和两汉时期已经产生了不少的个体量词,但在语言实践中却很少用到,直到魏晋以后各类量词才开始形成完备的体系。比如,在对刘世儒的相关材料的统计中发现,其中存在21个度量词,13个非标准度量词,38个临时量词,而个体量词的数量则达到了132个。并且,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通用量词“枚”,其可与各种事物进行搭配。因此,除了度量词以外,还有个体量词以及其他类别的量词,数量都已经比较多。最后,在这一时期,语序被确定为“数词+量词+名词”,这是量词语法化的重要标志,且其在各著作中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此结构中不仅有大量的度量词和临时量词,还有许多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也被广泛的使用。根据统计显示,在魏晋南北朝使其使用的不同类别的名量词总共有217个,而应用于“数词+量词+名词”结构中的量词有106个,基本已接近总量词数量的一半。由此可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数词+量词+名词”结构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了。

  四、 留学生运用语法量词现象的分析

  (一)留学生句子分词测试

  以下是留学生运用语法名量词的情况统计表格中“/”表示该等级不存在该编号被试者。分为词汇理解水平打分和词汇运用正确率打分所有被试者共计50名,分为初级和高级评判。现将实验各项统计结果汇总如下:

  根据实验要求,被试者应对不认识的生词用下划线标记,各等级被试者主

  观生词个数统计表如下:

  表1留学生运用语法名量词的评分结果

  汉语水平/被测试者编号中级高级

  1词汇理解名词运用词汇理解名词运用

  2441560

  33830116

  4208018

  542373

  63218098

  761411

  8/7296

  9/1010/

  10/18/

  11/310/

  12/83/

  13/82/

  14/1511/

  15//4/

  16//7/

  17//11/

  18//1/

  19//3/

  20//14/

  平均值2413.47/

  由表1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等级效应显著。水平由低到高,被试者所划出的平均生词个数也逐渐减少。但是由于不同等级和不同被试者之间的内外差异,存在一定偏差:从被试者内部来看,面对熟字生词的状况或者多音多义多性的词语,误认为自己理解,而未当生词处理;从外部实验要求来看,四个汉语水平的被试者中都存在划出生词个数低于五个甚至无生词的情况,低于该实验组的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实验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实验要求标记。从所划分生词的结果来看,存在一定数量的语素、非词的划分,这些分词偏误都被学生当作词处理了;也有同学看不懂,干脆直接划出了更大单位的短语或句子。

  水平由低到高,被试者所划出的平均生词个数也逐渐减少。但是由于不同等级和不同被试者之间的内外差异,存在一定偏差:从被试者内部来看,面对熟字生词的状况或者多音多义多性的词语,误认为自己理解,而未当生词处理;从外部实验要求来看,四个汉语水平的被试者中都存在划出生词个数低于五个甚至无生词的情况,低于该实验组的平均水平,这可能是实验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实验要求标记。从所划分生词的结果来看,存在一定数量的语素、非词的划分,这些分词偏误都被学生当作词处理了;也有同学看不懂,干脆直接划出了更大单位的短语或句子。

  五、培养留学生运用量名词对策

  (一)教师强调汉语词汇概念,提醒学生注意分词问题

  汉语阅读中分词问题的存在带有一定的内隐性。其实无论是学生的日常阅读活动中还是教师的日常教学中,多数人对此问题都保持较低的敏感度。而当集中对留学生分词行为进行研究时,问题才凸显出来,实际上分词问题早就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留学生的分词结果是对其阅读中思考过程的体现,分词行为与阅读理解息息相关,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语料中,词边界模糊不清,分词与理解都是互相干扰的。 分词实际上是一项重要的阅读技能,它虽然不是常规设置的教学内容,但却是留学阅读中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学生步入中高级阶段时,教师应当加强词汇知识的讲解,帮助学生明确词的概念,将留学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分词偏误搬到台面,让问题暴露出来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和警惕。

  (二)培养留学生的汉语语感

  概括对汉语言使用来说,汉语语感包括语音感、汉字感、词汇感、语法感、语篇感和认知感六大方面。分词错误必然导致分词结果在语法、词汇或认知方面不合汉语使用规则,若学生能够凭借语感去思考试误,并发挥自己掌握的某些语言策略和阅读技巧,则其分词能力甚至综合汉语能力能够大大提高。扩大词汇量,丰富词汇教学内容 分词实验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无论等级高低,被试者都倾向于将自己熟悉的词汇划分出来。这种“先入为主”的分词行为往往造成理解偏误,若学生“心理词典”的词汇量足够大,阅读过程中的分词偏误出现的几率也会降低。 扩大词汇量一直是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基础,无论是课堂还是课外,都存在各种渠道扩大词汇量。扩大词汇量,不应该只是拓宽新词量,同时也应注意那些熟字组成的新组合,利用已有的词汇基础,不断吸收那些“熟字新词”。 词汇教学方面,教师应当丰富教学词汇的种类,如成语、熟语以及某些具备固定语用和语法功能的词汇都应纳入词汇教学范围。同时,也不能忽视词汇知识的教学,如某些缩略词的省略规则、专有名词的固定形式、一些带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词等,都可以在日常的阅读教学中穿插介绍。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汉语语言的相关研究中,名量词的语法化发展,是社会不断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各种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结果。从总体上说,名量词的主要功能是计量,名量词的语法化经历了四个时期,即以原始度量词的出现为代表的远古量词萌芽期、以个体量词的萌生为代表的殷商时代、量词鼎盛发展的周秦和两汉时期,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将语序结构确定为“数词+量词+名词”,标志着名量词语法化的初步形成。所以,对汉语史上名量词的发展进行研究,并掌握其语法化的实际特点,才能史好的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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