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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

发布时间:2019-12-03 09:37

  摘要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据有主要一席,他是闻名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在中国小说成长的过程之中,郁达夫功不可没,他首创了我国当代抒怀小说的新体式,即“自叙传”抒怀小说,在这些小说之中,“零余者”形象是其主体形象,“零余者”是对俄国“过剩人”的革故鼎新,“零余者”一方面既是郁达夫本人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是新旧嬗变期间中国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代表着本性与共性的同一。

  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具有许多相同的气质、特点,一以贯之的自卑情结,“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是始终压在其身上的“两座大山”,使其活的步履蹒跚。“零余者”形象的最大特性就是其悲剧性,爱国的悲剧、爱人、爱己的悲剧,悲无可发,便产生了自残自戕的行为。在郁达夫创作的过程中,“零余者”形象也发生了逐渐的变化,然而这些超越与升华都带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郁达夫;生平;悲剧性;升华;零余者

  引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夏大地硝烟滚滚,风起云涌,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封建中国摇摇欲坠最终在内忧外患下土崩瓦解,中国自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当中。在此濒危之际,一群有识之士在华夏大地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尤其是思想方面,先后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并在西学东渐的大浪潮下,产生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滥觞,由此产生了一大批文学英才熠熠生辉,而郁达夫正是这其中格外突出的一个。

  郁达夫,名文,出生在浙江省富阳县富春江畔一个破落的书香家庭。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和代表作家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尤其是他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是独树一帜,与鲁迅并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创作的双峰”,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发人深省,而其中一“零余者”形象则贯彻于他的小说乃至于散文当中。

  郁达夫曾说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作为郁达夫的读者群体基本有一个共识,即郁达夫笔下的主人公,其实就是在勾画其本人的思想轨迹。因而,对于郁达夫文学作品的研究,其作家本人个性形成的诸因素进行考察就显得十分有必要。本文试图通过对郁达夫的生平经历和他的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和情节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从中挖掘出其内含的零余者角色和零余者内涵,以生平经历为辅,以小说研究为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引入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研究,以各种学科角度入手,从而达到对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一个较为全面合理的分析阐释。

  第1章 郁达夫生平——小说“零余者”的源头

  1.1 灰暗童年色

  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即1896年12月7日,浙江省富阳县富春江畔一个破落的书香世家诞生下了郁达夫。然而就在郁达夫出生后的第三年,即1898年,郁达夫的父亲就因劳累过度而病逝,这一噩耗对于郁家来说无异于泰山之倾颓,本来就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生活显得难以为继,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这无异于是一个悲剧的诞生。父亲的早逝成为了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感情空白,而空白之后的便是无尽的黑暗,阴冷,孤独,恐惧而又无助,这在郁达夫童年性格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值效应。然而郁达夫不幸的童年正悄然开始,由于父亲的去世,孤儿寡母成了邻里邻居的欺凌对象,迫使着姐姐早早地成为了别人家的童养媳,两个哥哥忙于农活以维持生计,“看破”一切的佛教徒祖母带着他诵经念佛,母亲忙里忙外也无暇顾及童年的郁达夫,失去父爱的他,连母爱都难以完全享受得到,本来身体就很羸弱的他仿佛变得孤苦伶仃,小小年纪承受着大大的苦痛,原本五彩无邪的童年失去了光泽,只剩下单一的灰色调。中国民间有句俗语:“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这灰色童年的一切都深深植入了郁达夫的今后性格当中。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中指出,童年的经验在人成长之后会自动进入无意识当中,并演化成为人异常行为的某种症候,他认为童年创伤因为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大多被压抑到潜意识区域,一不小心被某事触动,它还会跳出来,让你痛不欲生。换句话说就是指,儿童早期的心理创伤会一直影响着个人的发展,并且极有可能成为以后某种异常行为或思想的源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个体的行为出现偏差或者人格发展扭曲,都可以在其童年心理创伤的经历中寻找到原因。童年创伤,在西方临床心理学中被称为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童年期不良经历)。在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长大了就会忘的。所谓童年创伤,只是“找借口”。但越来越多的事件和研究表明,这种传统观念大错特错。童年创伤很可能会对人的一生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美国当地时间2017年7月20日,林肯公园乐队主唱查斯特·贝宁顿,被发现在家中自缢身亡,年仅41岁。此时,距离乐队发布新专辑才刚刚两个月的时间。一时间,悼念和怀念声此起彼伏,与此同时,人们也在疑问其为何选择在名利双收的年纪选择以如此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酒精?毒品?抑郁症?然而还有一种原因被更多的媒体提及到:童年创伤。让我们看看他那不幸的童年便一清二楚了,7岁开始遭到一名成年男子性侵并由于种种不为人知的原因一直持续到13岁,10岁时一位好友自杀,让他深感崩溃,在学校里屡遭奚落排挤,11岁时父母亲离婚,监护权由担任警察职务长期不在身边的父亲所拥有,母爱父爱双双缺失,童年的这一切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并为他之后的自杀选择埋下了伏笔。同样的,郁达夫后来的性格和其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正产生于他灰暗的童年经历及心理创伤,似乎可以这么说,郁达夫从童年开始自身就已经具备了“零余者”这一形象的雏形。其在《悲剧的出生》里写到“儿时的回忆,谁也在说,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忆,却尽是些空调。”[1]空调一词不甚悲哀。

  1.2 风雨求学路

  少年时的郁达夫虽然身体羸弱,且又多病,贫困交加,但是他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痴迷于知识,仅用了三年年时间就完成了县立高小四年的课程,此后又求学于杭州,自学于富阳,终于1913年9月份,在其时任京师审判厅推事的长兄郁曼陀的携带下,前往万里外的日本求学,17岁的郁达夫自此开启了长达10年的东瀛求学路。

  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郁达夫凭借着自身的不懈努力,于1914年考上了东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的官费生,又于1915年就读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医科,后又于1922年取得了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的学士学位,然而一系列学历背后的却是郁达夫日渐虚弱的身体,支气管炎的肺病和神经衰弱症先后出现,严重威胁着郁达夫的身体健康,影响着日常的生活,但这并不是最为致命的,更致命的是人心。日本通过变法和不断的向外扩张战争,攫取和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从一个东方岛国摇身变为亚洲强国,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已成任人刀俎的弱国,郁达夫在日本遭受到各种歧视和奚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感,这种言而不得的痛苦在他的《雪夜》一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对于两三年前曾经抱了热望,高高兴兴地投入到她怀里去的这异国的首都,真想第二次不再来见她的面。[2]

  这一切使得郁达夫成为了在异国他乡的“零余者”,生活中诉而不得,只能借酒消愁,以狎妓来发泄精神的苦闷,而他那多愁善感的性格,外加上愈渐浓烈的怀乡思家之情,他国求学路上的郁达夫又在自然主义旗手田山花袋的影响下,逐渐创作偏向内我的“私小说”,“零余者”形象慢慢占据着其小说主要角色。可以说,十年的岛国生活,郁达夫接受了各种文学思潮,同时又深受日本秀美的山川风物和清闲雅淡文化的影响,外加上寄寓异邦的苦闷悲哀,为郁达夫开始真正闪耀文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零余者”形象创作更为生动饱满做足了功课。

  1.3 坎坷求职期

  1921年,郁达夫回国以后,那时的中国社会支离破碎,国已不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同“刚从流放地遇赦回来的一位旅客,却永远地踏入了一个并无铁窗的故国的囚牢。”[3]刚学成归国的他本想以文学养家糊口,可是理想的丰满抵不过现实的骨感,残酷的现实摧残了郁达夫文学的玫瑰色之梦。在上海他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四处奔波却毫无结果,迫于生计,他只得辗转流徙于全国各地,北京、武昌、广州、安庆等城市都有他忙碌的身影。一次次的失败,郁达夫也因此整日郁郁不安。内心极度的挫败感,对社会的不满和对家庭的愧疚,个人的抱负难以实现,再加上本来就虚弱不堪的身体疾病频发,都加剧了他内心的孤独感,零余感,这一切也都通过小说体现出来,例如作品《在寒风里》、《杨梅烧酒》、《她是一个弱女子》、《烟影》、《东梓关》等,内容无不凄冷沉郁,“零余者”意味浓厚。

  第2章 “零余者”形象及其悲剧性

  2.1 “零余者”的内涵和继承

  所谓“零余者”又称“多余人”,顾名思义即剩余的人,无用的人。用郁达夫《零余者》中原文解释就是,“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1924年郁达夫发表了他的散文作《零余者》,“零余者”一词至此产生,而郁氏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被称为零余者。这期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对郁达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多余人笔记》在国内有许多的翻译版本,有称之为“畸零人”的,而郁达夫则把它翻译为《零余者笔记》,可见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是对屠格涅夫多余人的一个继承,从某个程度上来说,零余者也就是多余人。他们都是当时社会中的失败者,或都有着惊人的才华和社会理想抱负又自轻自贱,由于国家衰败,政治黑暗,他们渴望改变,却做不出改变,想得多,却又做得少,往往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拉夫列茨基、萨宁等都是多余人画廊中的典型突出形象,郁达夫笔下的《沉沦》中的“他”,《银灰色的死》中的“君”,《南迁》中的“伊人”,《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等等,都是“零余者”。然而,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并不是对屠格涅夫小说中“多余人”的简单机械式的模仿,尽管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但是这一影响并不是死板停滞的,郁达夫在“零余者”的创作过程中,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创新,他极大地揉入了个人的情感和生活经历,甚至于把“零余者”形象的塑造当作是自我自传式的表达;他醉心于人物的内心独白,给了他笔下的“零余者”足够的自我空间,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在国外备受歧视 在国内抱负实现无门,他们只能孤零漂泊,用酒色来麻醉自己,达到戕害自己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快感满足。如《茫茫夜》中的于质夫,《南迁》中“生的苦闷”和“性的苦闷”相互矛盾的“伊人”等等。可以这么说,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是汲取了漂洋过海的屠格涅夫“多余人”形象的养分,继承了并发展了“多余人”精神,依托于作者本我,扎根于中国大地,并在中国的黄土地上开出了绚烂的花朵。

  2.2 “零余者”之悲——悲在卑己不能得

  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具有强烈的悲剧性色彩,而其“悲”中最突出的便是卑到骨子里的自卑情结。似乎郁氏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卑特质。同时期的郭沫若曾说:“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是“文坛的三绝”[4]。可见卑己已成为郁氏小说中不可或缺的特色内容。就郁达夫本人而言,其在《打听诗人的消息》一文里,说道:“我平时对人,老有一种自卑狂”,在郁达夫的自传里,他就将自己的出生称作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尚未完的悲剧”[5]。自卑情结成为了郁达夫笔下主人公与对象世界联结的特有中介,它一方面滋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对其产生反作用,让主体紧张地匍匐在客体的脚下而造成一种撼人心魄的悲剧感。

  郁氏小说中“零余者”的自卑情结是其对自我卑己特质的具体阐述,其来源是多样的,除了上文已分析过的悲苦童年经历、受尽冷落和歧视的他国求学路以及求职历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无用武之地,空有一技之长。

  “中国的社会不但不知道学问是什么,简直把学校里出生的人看的如同野马尘埃一般的小[6]。”(《空虚》)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大都具有高等院校的文凭,接受了西方思想和科学技术的洗礼,他们满怀着知识救国的雄心壮志,渴望救国于大厦将倾之际,然而在愚昧落后、以权贵黄金为中心的当时中国社会,他们的所学所识根本一无用处,命运也注定逃不过被社会边缘化,成为社会里的“零余者”。《茑萝行》中的“我”求职于当时中国最为开放的大都市——上海,烈日炎炎下求职数月,奔波劳累却遭到本国人的歧视,“不是说我没有声望,就是嫌我脾气太大,不善趋奉他们的旨意,不愿意用我”[7],无依无靠无助的“我”只能被迫沦为有家不能归的无根人、零余者。其实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汝当衣锦归,否则永莫回”的心理状态,能力越大,期望值越高,因为不谙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之道而无法寻找到安定的工作,其产生的心理落差十分巨大,既然无“锦衣玉马”,又以何面目见家乡父老,面期望正殷的家人?这一点在《零余者》一文中的得到了直接的体现,于家无用的挫败,强烈的内心矛盾感加紧了“我”的自卑感,向外无法得到认可,于是“我”便向内转而欺辱家中父母之命所成的婚姻的温顺妻子,可是在每一次无力、不遭反抗的发泄过后,“我”内心中的愧疚感更甚,自卑感也愈加强烈,进而“我”选择了常常漂流在外的流浪生活,对此《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女工陈二妹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你家在什么地方,何以不回家去?”,学无可用,有家难归的让“零余者”印上了深深的自卑印记。

  郁氏小说中“零余者”形象的卑己自牧具体体现为一种病态心理,尤其是性方面的变态心理。郁达夫在其小说中用他那饱蘸情感的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在的心理层次乃至潜意识层,将此描写得淋漓尽致。在小说《茫茫夜》当中,主人公于质夫为了向店女人讨要到她一根用过的针和一块旧手帕费尽了心机,得到后显出病态的莫名欣喜若狂。回家后迫不及待地把那两件“宝物”掩盖在自己的口鼻上,深深地闻了一口其上残留的香气,放佛在这一刹那,于质夫从身体到内心,由内而外得到了一种极大的精神满足。紧接着,他就“狠命的把针子向颊上刺了一针。本来为了兴奋的原故,变得一块红一块白的面上,忽然滚出了一滴同玛瑙似的血来。”通过这样针扎的方法,“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的全身都浸遍了[8]。”这不可谓不是一种极致的性变态心理,以自残自戕的方式来达到精神上的某种满足,是“零余者”性的苦闷的流露。在小说《空虚》当中,疾风骤雨的一晚,深山客店,一位少女因害怕雷雨一人在屋,于是支支吾吾来到于质夫的房间请求住宿一晚,整个一晚,于质夫如坐针毡,辗转难眠,待到天亮后这位少女回到隔壁自己的房间,“质夫就马上将身体横伏在刚才她睡过的地方。把两手放到身底下去作了一个紧抱的形状,他的四体却感着一种被上留着的她的余温。闭了口用鼻子深深地在被上把她的香气闻吸了一回,他觉得他的肢体都酥软起来了[9]。”这种畸形病态的精神索求就是其变态性心理的体现。在小说《落日》、《她是一个弱女子》等小说中,郁达夫还描写了同性恋者的病态性心理。灵与肉的激烈冲突,“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相互交织,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在忧郁的深谷里不能自拔,如《秋柳》中的于质夫,在面对军阀对学潮的残酷镇压后,产生了满腔的愤懑而无从发泄,于是便去妓院找到妓女海棠,将对现实的不满释放到肉欲上面,然而释放过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我是戴假面的知识阶级,我是着衣冠的禽兽!”这从而使得恶性的“自卑情结”一次次循环,刻到骨子里的卑己自牧给“零余者”悲剧性色彩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2.3 “零余者之悲”——悲在报国不能得

  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大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系统的较好的教育学习,因此具有比常人更清晰的头脑和敏锐的眼光,这使得他们目睹了社会的黑暗腐败,他们渴望着学有所成以报效家国,为国家社会的变革献出一份力量,但是现实往往是百倍残酷于理想。这些“零余者”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岛国上生活着的,在那个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即如同猪狗的国家,其无时不刻在遭受着周围歧视的眼光,嘲笑奚落的讽刺,甚至连自报家门的勇气都难以再有,在小说《沉沦》中的“他”,当有人问他“你府上是什么地方?”时,“他仿佛是站在断头台上一般,张慌失措,脸红心跳。”国家的尊严,自我的尊严此刻仿佛被抛掷到九霄云外,如果地上有个洞的话,恐怕都要慌恐不及地躲进去,然而逃避过后却又化作对国家软弱的悲叹,对国家黯淡前途的急切忧虑和悲愤,直到最后“他”自我沉沦于与国相隔的茫茫大海中时,“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10]”对祖国孱弱的殷殷期盼、关切和报国不能得之情跃然纸上。

  同样的,在他的小说《杨梅烧酒》中,这类情感也表现的尤为突出。小说的主人公“他”求学于国外,精于应用化学,学成归国后试图通过建设一个玻璃工厂来实现实业兴国的目标和抱负,然而,他的这一美梦被现实狠狠打碎。在当时的中国,局势动荡不安,人心冷漠丑恶,社会支离破碎,“他”强烈的爱国情感得不到实现,报国而无门。迫于生计,“他”只得选择在一所小学校里任教,同时,在暑假的时候还要在英算补习班里吃粉笔灰,成为了社会和精神上的“零余者”。其报国无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内在的软弱性格,缺乏持之以恒的勇气和激流勇进的决心,在遇到挫折失败的时候,便容易败下阵来,一方面对自己的无用产生深深的自责感,而另一方面又尽力为自己开脱,进而产生一种病态的 自怜和自贱。《空虚》当中面对着理想的破灭,事业的受挫,怀才不遇的怨恨和无奈,“他”发出了这样的嘲弄“少年的血气干萎无遗的目下的我, 那里还有同从前那么的爱国热忱,我已经不是chauvinists (盲目的爱国者)了[11]”。空有一腔爱国情,却报国不能得,这沉重的苦闷注定了“零余者”悲剧性命运。

  2.4 “零余者”之悲——悲在爱人不能得

  “性的苦闷”在郁氏小说“零余者”身上是始终无法摆脱的印记,几乎每一个“零余者”都在灵与肉的矛盾和激烈冲突中郁郁不得。“性的苦闷”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爱情的苦闷,“零余者”形象大都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值人生中的芳华,或都处于“准成年人”的过渡状态,需要单独去面对充满诱惑和紧张的成人生活。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事业、抱负得不到实现,于是这些迷茫的青年就渴望拥有一份能够依靠的爱情,一个同样年轻的伴侣。在《沉沦》中“他”声嘶力竭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12]。”当这些深深烙上中国传统观念的“零余者”旅居日本的时候,对于爱情情欲的渴求显得尤为强烈,往往又挣脱不出中国传统观念的囚笼。在日本的“零余者”被挂上了“弱国子民”的标签,在社会上得不到认同反而受尽了嘲笑奚落,他们沦落到社会阶层的边缘,形影相吊,正如郁达夫在《自传》里所说“国际地位不平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得最深切而亦最难受的地方,是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恰恰其悲剧性就在于这一份爱而不得的苦闷。小说《胃病》里的“君”,他爱上了一位日本姑娘,却无时不刻在担心那姑娘会说“我虽然爱你,你却是一个将亡的国民,你去吧,不必再来见我了[13]。”“君”陷入了深深的苦闷当中,想释放自己爱情的火焰又怕遭到无情冷水的浇灭,爱而不得的纠结给他带来的是无穷的困惑和爱情的悲剧性。小说《烟影》中的文朴,他贫困潦倒又恰逢烽火乱世,他飘泊在外,妻离子散,有家不能归,有一个爱人却无法满足爱人的基本条件,有妻不能爱,于是他借酒消愁、自戕身体,最终走进了无法自拔的堕落与悲剧深渊。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里,当陈二妹向我袒露心扉,吐露自己的曲折经历的时候,“我”面临着她不设防备的“忘我体贴”,心里不免起了波澜,爱欲的天使和恶魔在“我”的内心里展开疯狂的斗争,然而“生的苦闷”增重了“爱的苦闷”,贫困的生活境遇让他爱而不得,心里单纯的爱慕情愫此刻却染上了太多了杂色,爱情的步伐走的步履蹒跚,最后无疾而终,还是避免不了悲剧的结局。受现代文明启迪、正值青春的“零余者”们,时刻不忘对自由爱情的渴望、追求,然而结果往往是压抑的,由此而产生了悲剧性的“爱情苦闷”。

  郁氏小说“零余者”形象的悲剧爱情命运有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同样作为社会“零余者”的郁达夫自身的曲折爱情经历。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原配妻子是同为富阳人的孙荃,尽管孙荃温顺体贴、知书达理,但是自古才子多情种,郁达夫在日本求学期间,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待回国之后,又与安庆的妓女海棠产生过荒唐恋情和与在北京的银娣有过交往绯闻,后来还有名留文史的追求王映霞事件,郁达夫倾心追求爱情并成功与王映霞结婚,然而这一对“富春江上神仙侣”并没有善始善终,王映霞终在新加坡与郁达夫离婚,而郁达夫后又与李小瑛、何丽有产生情愫,并与何丽有在异国喜结连理。三十多年间感情曲曲折折,郁达夫可谓尝尽了爱情里的种种酸甜苦辣,这才有了其笔下“零余者”爱而不得的充满血肉的爱情悲剧。

  2.5 “零余者”精神的蜕变升华

  郁氏小说中的“零余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尽管同样在生与性的苦闷中矛盾,同样具有悲伤的气质,但却也在漫漫地发生改变,这些改变是作者状况思想的变化所引发的,也是“零余者”形象内在的一个转换升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层次的一个尝试性突破升华,这在小说《迟桂花》中得到了十足的彰显。整篇小说读完之后一改读《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迷羊》等作品的压抑忧郁,反而如同其名一般,给人以桂花的香气,清新、自然,香而不腻。《迟桂花》的男主人公郁先生与以往的“零余者”一般,照旧是一个充满着“病态”的男子,然而主人公的“病态”在这清秀、绮丽的山水之间居然得到了“治愈”,逃离了沦为悲剧命运的魔咒,这已是其他零余者不同的一点。在《迟桂花》中,泥淖的世俗情欲灵魂,在满山桂花的芬香中得到了净化,情爱欲求升华成广义范围上的爱情,净化升华的象征物有两种,其一是自然意象,即桂花和翁家山的各种景物,其二则是“朋友”的妹妹莲,连出淤泥而不染,也昭示着对精神的净化。在拜访友人和与友人的妹妹“莲”登山的过程中,看到莲“发育的太完全”成熟女性身体,“我”不禁浮想联翩,一度产生情欲,但是在“莲”纯洁自然面前,“我”又对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在克服本性的欲望过后,“我”和“莲”成为了“最亲爱最纯洁的兄妹”,如同小说中所说“幸亏你的那颗纯洁的心,那颗同高山上的深雪似的心,却救我出了这一个险[14]”,作为“零余者”的“我”精神上得到了升华,尝试着挣脱欲望的桎梏,肉欲的深渊,达到新的“自我”。

  其突破升华还体现在“零余者”身边角色的转变,其身边不再确定是灯红酒绿之间的伴侣,而是增加了新的角色——劳动人民,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是对之前的“零余者”形象的深化。小说《薄奠》中,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我”,看见人力车夫悲惨的命运后,尽管自己也入不敷出,贫困潦倒,却暗地里把自己的珍贵物件“怀表”送给了人力车夫,并在人力车夫死亡之后买了一辆纸制的洋车烧给了他,以满足车生前最大的愿望,面对着街上红男绿女鄙夷的眼光,心里大骂着说“猪狗!畜生!你们看什么?我的朋友,这可怜的拉车者,是为你们所逼死的呀!你们还看什么?”[15]同样在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主人公“我”由于失业而被迫搬到贫民窟,做了烟厂女工陈二妹的邻居,或许是同病相怜,两个人一直互帮互助,“我”欣赏并喜欢陈二妹的纯真,但又为她的处境所担忧,同情。这些在之前郁氏小说“零余者”身上是很难看到的,这都意味着“零余者”得到了拓展突破,然而这个突破升华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零余者”对社会的控诉,对劳动者的同情,更多的是停留在心里,而没有将之大声呼喊出来的勇气,更没有付诸于行动的胆量和能力。这是由“零余者”的软弱本质所决定的。

  结 语

  郁达夫曾在其文集中谈到:“我想以一己的力量,来拼命的攻击这三千年的恶势力,我想牺牲了一己的安乐荣利,来大声疾呼中国民族的腐劣的遗传。我想以一枝铁笔来挽回那堕落到再无可堕落的人心。”[16]可见,其笔下小说中的诸多“零余者”形象不仅是郁达夫本人的自我传记式人物,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都深深烙上了其时代的身份印记。“零余者”的悲剧性正意味当时社会的悲剧性,通过将完整的美好的事物破坏开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其内在情感的流变也代表着郁达夫对社会国家的一种企望,不管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多么软弱无能、放浪形骸、抑郁病态,其都是当时思想变革中我国青年的真实写照,不同于纯粹的自然主义“私小说”,郁氏的“零余者”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郁氏试图通过此来达到一定的“救人心”作用,在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涤荡浪潮。这些零余者形象构成了郁氏小说的血与肉,其所反映的精神是其小说的灵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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