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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杂剧《西厢记》红娘形象分析及其流变

发布时间:2019-12-03 10:07

  摘要

  西厢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几经演变,其中以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为主线,在文体自身、主题结局、人物形象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人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故事结局的转变,亦或是主角形象的改造上,而笔者却发现女主人公崔莺莺的丫鬟红娘正在由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逐渐发展成为西厢爱情故事中的关键,成为“崔张爱情”的推动者,发展至今,更出现了以红娘为主角的京剧《红娘》。红娘形象的流变与作品本身的体裁、时代背景和作者的价值取向有密切联系。西厢故事至王实甫的《西厢记》发展至顶峰,红娘形象愈加丰润,个性更加鲜明,不仅反映出勇敢、正义的品质,更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性。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红娘形象流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其流变之因,再以春香、紫鹃为例比较研究红娘形象的特点。

  关键词:西厢记;红娘;流变;原因;比较

  前言

  《西厢记》原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该本不仅是西厢故事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我国古代戏剧创作的高峰。《西厢记》的语言、人物、情节等均具有典型性和研读性,历来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其中红娘一角吸引了笔者的关注,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主人公崔莺莺和张生,具有特别的意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厢记》作为一部自唐代流变而来的题材,其流变的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而红娘形象在这一流变过程中就更具有探讨意义了。《西厢记》的故事源头起源于元稹的《莺莺传》,后代很多文艺作品都源于此。在西厢故事的流变中,《莺莺传》、《西厢记诸宫调》、《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西厢故事发展的三个重要转折点,《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本源,《西厢记诸宫调》推动着西厢故事的发展,而《西厢记》则是西厢故事的集大成者。此外,京剧《红娘》成为改编本的典范。因此,笔者打算将本文分为三章,首先分析红娘形象的流变过程,接着探讨流变之因,最后以春香、紫鹃为例与红娘作比较分析。通过这三章的分析研究,来对红娘形象有纵向与横向的了解。

  第一章 红娘形象流变说

  红娘,在西厢故事中一直以丫鬟身份出现,最早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在其中只是充当丫鬟的角色,地位与作用并不突出。从《董西厢》开始,红娘形象才有了较大的改变,着墨虽多,却略显单薄。而红娘成名于元代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在前人的基础上,红娘形象愈加丰润,成为崔、张爱情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随着红娘形象的流变,在《王西厢》的基础上,京剧《红娘》应运而生,红娘形象大放光彩。

  第一节 《莺莺传》中的红娘

  在《莺莺传》中,对红娘的描写很少,红娘的地位也是无关紧要,是一个很次要的角色。我们可以通过文本中几处对红娘的描绘,来对红娘形象略窥一二。

  其一:乘间遂道其衷。婢果惊沮,腆然而奔。红娘刚出场就被张生突然间的诉衷肠吓坏了,害羞地逃跑。笔者认为,红娘性情单纯、质朴可爱。

  其二:红娘对张生说:“然而善属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红娘让张生通过写信传递情感,这里的红娘已经在为张生出谋划策了。

  其三: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是红娘介绍崔莺莺和张生认识,并为他们忙前忙后,传递讯息。

  基于整部作品对红娘的描写,大概勾勒出了红娘的形象。一方面,红娘充当崔张二人的介绍人。红娘对张生先是逃避,之后被其真诚打动,主动说出莺莺的性情与爱好,才使得后面的情节故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红娘将小姐莺莺带至张生处,成全二人。此时红娘不只是一个出主意的人,更进一步是崔张结合的参与者。虽然红娘的形象还很单薄,性格也较为模糊,但却让笔者感受到了真实。红娘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小姐莺莺展开的,红娘希望小姐可以获得幸福才愿意帮助张生。《莺莺传》中的红娘可以说是一个稍显聪明的小丫鬟。

  第二节 《西厢记诸宫调》中的红娘

  “元稹《莺莺传》中的红娘是个着墨不多且性格不甚清晰的形象。赋予红娘以鲜明的性格从而使她在人们的心中鲜活起来的是董解元的《西厢记》。”红娘形象从《董西厢》开始,才有了较大的改变,将红娘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在描写的篇幅上,较之《莺莺传》就多得多了。

  首先,对红娘的外貌开始有了具体的描写:“那些儿鹘鸰那些儿掉,曲弯弯的宫样眉儿,慢松松地合欢髻小。”塑造了一个可爱水灵的小丫鬟形象,人物开始鲜明起来。

  张生想赠金钗给红娘,让她帮忙促成两人之事,红娘一眼识破其用意,说道:“窥先生有意于莺,不能通殷勤,欲因妾以叙意。不然,何赐之厚?”红娘回答得有理有据,她不贪图钱财,充满智慧与正义感。

  在《董西厢》中,红娘开始为崔张创造条件,撮合者的形象开始出现,有这样一个片段:红娘曰:“如闻声欬,乃莺至矣。愿先生变雅操为和声,以词挑之,事必谐矣。……”红娘被张生的痴情打动,又感激张生的救命之恩,于是主动献策,安排了这场鸣琴传情,作为一个下层的奴婢热心地为崔张奔走。体现出红娘重情义,知恩图报。

  当崔张二人私下会面之事暴露,红娘被叫去问话时,红娘选择站在道义一侧,机智勇敢地向老夫人斗争,勇敢地向封建家长制抗争。她如此说道:“夫人息怒,听妾话踪由。不须堂上,高声挥喝骂无休。君瑞又多才多艺,咱姐姐又风流……一对儿佳人才子,年纪又敌头……”

  《董西厢》中的红娘形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性格愈加鲜明,她爱憎分明、有血有肉,勇敢机智、成人之美。从态度上来看,董解元笔下的红娘更加主动,在崔张爱情故事中,红娘的作用也越来越关键。

  第三节 元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

  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更加丰富了红娘的形象,首先就表现在红娘戏份的增加,全剧五本共十二折,红娘主唱七折。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评《西厢记》时说:“全在红娘口中描写莺莺娇痴、张生狂兴、人谓一本《西厢》,予谓是一轴风流画。”红娘虽不是女主角,但她身上却有独特的魅力。她爱憎分明、正义凛然、聪明机灵,她敢于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当崔张二人的爱情遭遇阻碍时,红娘仗义挺身,既要对抗封建守旧的老夫人,又要鼓励时常没有主张的张生,还要兼顾内心单纯敏感的小姐莺莺。如果没有红娘的帮助,崔张的爱情在封建礼教的传统下一定难以成功。《王西厢》中的红娘形象较之《董西厢》更为丰润,赋予了红娘更多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笔者将从文本的具体描写中进一步分析红娘独特的性格特点。

  《董西厢》中,张生一开始向红娘打听莺莺时,红娘只是强调老夫人的严厉。红娘曰:“夫人治家严肃,朝野知名……然夫人怒色,莺不敢正视……”但在《王西厢》中,红娘对于张生急不可耐的自报家门,姓甚名谁、籍贯何处、婚姻状况,红娘不待张生说完,就泼了张生一头冷水:“先生是读书君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红娘一番言词曰孔曰孟、入礼入情,令张生难对一辞,这反而衬托出小婢女红娘的淡定凛然、正色严斥,相对于一味强调老夫人之严,就别有一番风味。

  “拷红”一折既是全剧的高潮,更是集中表现了红娘的机智勇敢,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笔者发现,《王西厢》对于红娘描写更加的直接大胆。《董西厢》中红娘面对老夫人的拷问是这样回答的:“(夫人)外不能报生之恩,内不能蔽莺之丑。取笑于亲戚,取谤于他人。愿夫人裁之。”面对盛气凌人的老夫人,红娘虽然敢于直言,但还是带着敬畏之心,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而在《王西厢》中,红娘直指:“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面对老夫人的威胁震慑,红娘不惧不畏,有理有据、不卑不亢,这样的红娘在王实甫的笔下更具有灵性。

  在《董西厢》中,红娘更多地表现为婢的角色,《王厢记》中的红娘作用更加突出,成为了剧里剧外的联络人,对剧情的发展起着深刻的作用。一方面,她是崔、张的牵线人,是两人爱情的使者。红娘为崔张传简,安排月下鸣琴,极力撮合二人,正面反抗老夫人,痛骂郑桓,与封建势力作抗争,做崔张爱情的捍卫者。另一方面,红娘又是作者王实甫的代言人,她的行动和语言都是经过作者雕琢的,直接体现出作者的想法。在红娘身上寄托着作者王实甫的思想与情感,作者就是要借红娘表达自己对封建礼教的不满。金圣叹同样认为红娘很重要,他写道:“《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双文、一个张生、一个红娘……譬如文字,则双文是题目,张生是文字,红娘是文字之起承转合。”

  第四节 京剧《红娘》谈红娘

  西厢系列源远流长,其余韵代代不绝,流变至今更是锦上添花。全国几乎所有地方剧种都有新编《西厢记》题材的剧目,其中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是荀慧生先生编演的京剧《红娘》,为荀派代表剧目。京剧《红娘》改编于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大致情节均脱胎于《王西厢》。虽然红娘的地位与作用在西厢系列的流变中逐渐重要起来,但红娘仍处于配角的位置,而京剧《红娘》直接将其置于主角的位置,显示了红娘身上有崔张二人替代不了的光环。在《西厢记》中,红娘的反封建性表现的最坚决、最彻底,相比较莺莺而言,红娘更大胆、泼辣,她做的一切斗争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可以说红娘是《西厢记》的灵魂,荀慧生正是把握住了这一点,以崔张二人的情事为纲,突出红娘机智勇敢、善良正义的形象。

  京剧《红娘》整体上是喜剧格调,红娘的性格也是豪爽热情、天真活泼的,这些性格的表现离不开京剧舞台上唱念做打的丰富创造。荀慧生剧本中的红娘形象也是有一定厚度的,不仅描写红娘的行动,更有对其思想活动的描写。比如有一段对红娘与莺莺矛盾的描写,莺莺不愿意红娘知道她约会张生的事,还端起了小姐的架子,“将信掷地上”,而红娘虽然心里有些怨,但最后仍然去了。她唱道:“本来是千金体大家风范,最可怜背人处红泪偷弹。”这里体现出红娘对小姐莺莺的爱与同情,感情真挚。

  京剧《红娘》中对人物的艺术处理都是为了新主题服务,沿用王实甫《西厢记》的情节与人物,突出红娘一系列促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行动,刻画红娘助人为乐、用于斗争的形象,最后表现出反封建礼教的主题。可以说,京剧《红娘》是对红娘形象的最高褒奖。

  第二章 红娘形象流变之因

  红娘形象从唐流变至今,从《莺莺传》中的着墨不多,到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七折主唱,从配角到京剧《红娘》中的主角,其形象和地位的发展变化是有深刻原因的。不难发现,这与文体的不同、时代的变化以及作者自身的价值立场密切相关。

  第一节 文体自身的发展

  文学史上各种文体的兴衰交替各有其特色,因为文体的限制,文学创作也随之受限,通过不同文体的比较分析,能进一步探讨文学人物的变化发展。

  《莺莺传》属于唐代传奇小说,唐传奇大多以记、传名篇,通过史传笔法描写奇闻异事,以人物为中心,强调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史传笔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叙事必须条理清晰,二是要主次分明,所以它尤其注重突出主干,导致省略对次要人物的描写。《莺莺传》全文不足三千字,因此红娘作为次要人物自然着墨不多,所以红娘的形象就显得更为单薄了。

  《西厢记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介于“说话”与“戏曲”之间,和今天流行的弹词、鼓词有几分相似。诸宫调由韵文和散文交错组成,以韵文为主,在宋、辽、金、元年间流行。此外,诸宫调以唱为主,同时又有必要的解说,能通过不同宫调的套数,来歌咏一个故事。《董西厢》也可看作是一部长篇的叙事诗,它能够像叙事诗一样,让故事得到自由发展;又能通过部分唱词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诸宫调交互使用不同宫调、声情的曲子,能够表达出较为丰富的感情。诸宫调是一种从说唱、歌舞到戏曲的过渡形式,它在吟唱的同时,借助说白来叙述情节,故事的叙事性也就增强了,因此使得红娘这一配角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红娘的性格、行动开始丰富起来。

  《西厢记》属元杂剧,是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元杂剧主要特点就是在结构上,突出主线,情节紧凑,矛盾集中;在语言上,生动形象,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在人物塑造上,性格刻画鲜明。元杂剧是一种在话本、词曲、说唱文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学剧本,在内容上能够较为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展示社会矛盾,成为了普通大众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红娘在剧中不仅是崔张爱情的撮合者,更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因此,红娘形象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加生动,作用也更加突出。

  《红娘》属京剧,是各类曲调不断交流、融合的产物。京剧的主要特点就是综合性强,是一个集文学、音乐、舞蹈、唱腔等的有机整体,因此,对于红娘形象的展示就更加立体了,发挥空间更大。其次,京剧表演具有虚拟性,戏剧演员们用高度虚拟化的表演引起观众的想象,从而激起共鸣,这样观众就能够身临其境般的走入剧中,对于红娘的一举一动也就表现的更生动了。荀慧生编写的京剧《红娘》语言偏白话,红娘形象活灵活现。

  第二节 时代背景的变化

  红娘形象在不同文学作品的流变过程中,可以明显发现各文学作品的创作朝代不同,这也就启示我们可以从时代背景出发探究文学人物的流变之因。

  《莺莺传》产生于唐代。唐代经济发展繁荣,政治环境较为开放,人们思想开始活跃,言论自由,使得文人墨客敢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从武则天时代开始,出身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科举取士大量登上政治舞台。这一时期,他们对于政治身份的焦虑尤其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婚姻观和女性观。《莺莺传》就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文人的婚恋观念。作者没有过多描写红娘的原因,就是崔张两人的爱情故事才是作者表现的重点,红娘的作用只是推动情节发展。

  《西厢记诸宫调》产生于金代。当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繁荣,市民阶层兴起。作为新兴阶层,他们拥有人身自由,很少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诸宫调的主要听众是普通市民,他们对原著《莺莺传》的悲剧结局感到不满,强烈要求人性化情节的回归。于是,董解元就把悲剧改成了大团圆结局,红娘在大团圆结局中的作用也就重要起来,她逐渐成为崔莺莺和张生圆满结局的重要人物。

  《西厢记》产生于元代。元时期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宋明理学发展到元代,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越来越松弛无力,”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尊重个人意愿、感情乃至欲望,开始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在元代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开始敢于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崔莺莺、张生、红娘就是反封建的代表,而红娘又是最坚决的一个,因此,她在剧中的地位相当高。其次,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自由开放的婚姻观念。元代一大批读书人开始投身书会,创作市民文学,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元代废除了科举考试,使得想要读书做官的读书人无路可走。而这些读书人大多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封建社会的弊端,对此也有深刻地把握,同时也较为关注婚姻问题。于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红娘就被塑造成了一位爱憎分明、正义勇敢的形象,这体现出元代民众的心声。

  荀慧生编写的京剧《红娘》最早完成于1936年,当时正处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时期,人们呼唤斗争精神和侠义气概,红娘嫉恶如仇的精神被呼唤出来。而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男女婚姻是没有自由的,人们渴望自由、渴望幸福婚姻。剧中反封建势力的代表者红娘、崔莺莺、张生得到了关注,而作为反封建者中最坚决的红娘,自然得到了人们的追捧。因此,以红娘为主角的京剧《红娘》也就因运而生了。解放之后,荀慧生先生将京剧《红娘》不断推陈出新,改掉粗俗之处,使其符合时代的发展。

  第三节 作者价值立场的不同

  唐代是一个等级制度盛行的朝代,元稹无法将婢女红娘塑造成反封建的形象,这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而崔莺莺也是一个软弱、顺从的女子,既是被抛弃也早早地屈服于命运,因此,作为婢女的红娘也就无法去着笔发挥了。

  《董西厢》的作者董解元,由于缺乏记载,关于董解元的生平可以说一无所知,连他的名字也无法确切的知道,“解元”只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董西厢》开头“醉落魄缠令”一曲中写道:“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可以大致看出,董解元是一个风流放荡,追逐自由,不被礼法所拘束的人。所以作者是敢于打破封建礼教的,红娘的作用就是帮助崔张打破封建礼教获得美满爱情。作者重新塑造的红娘形象,个性鲜明,有血有肉,但是红娘仍然是个配角,自主意识还不强。

  明代贾仲明增补《录鬼簿》时,有《凌波仙》词吊王实甫:“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代指官妓聚居的教坊或上演杂剧的勾栏。可以看出王实甫熟悉这些官妓生活,因此也就善于写“儿女风情”一类的戏了。王实甫把他的思想和情感寄托在小红娘的身上,让她成为剧里剧外的联络人,红娘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更强。

  荀慧生先生作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其编写的京剧《红娘》作为影响较大的一个版本,处处体现出荀慧生先生的良苦用心。《西厢记》早年在京剧中并无此剧目,而是活跃在昆曲舞台上,荀慧生先生素来喜爱红娘这一形象,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才创编了京剧《红娘》。荀慧生时刻关注着社会和观众,意识到人们对于侠义精神的呼唤,在红娘的语言和动作设计中体现其勇于斗争的性格,因此,才能不断引起观众的共鸣。

  第三章 红娘与其他文学作品中的丫鬟比较分析

  红娘在整个流变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一个丫鬟的身份,却展现出特有的魅力与价值。而在文学创作中,丫鬟的点缀作用也越来越突出,丫鬟形象的设计带着特别的作用。各类文学作品中的丫鬟形象有其相通之处,当然也各有特点。元杂剧《西厢记》是西厢故事流变过程中的巅峰之作,王实甫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红娘形象进行了加工和再创造,因此元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形象就更具可比性了。笔者以《牡丹亭》中杜丽娘的丫鬟春香、《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鬟紫鹃为例,将其与元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作比较分析,从而对红娘形象有横向地把握。

  第一节 红娘与春香比较分析

  元杂剧《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经典,剧中的两个婢女形象红娘和春香,各具特色,其重要性都不容忽视,被戏称为两个“最佳女配角”,因此两人也具有很强的对比性。下面将两人的异同作比较分析:

  首先,两人身份相同,同为丫鬟,身份卑微。红娘是崔家的婢女,其主要任务就是服侍小姐莺莺,此外,还曾奉老夫人之命监管着莺莺,防止她有越轨之举。所以莺莺曾怨红娘道:“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春香的主要职责也是服侍小姐杜丽娘的饮食起居,在小姐读书时,春香就作为陪读陪在身边。她们的身份低下,甚至随时都会挨打。在“拷红”一折中,老夫人质问红娘时说:“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这个贱人!”春香也是如此,杜丽娘的父亲杜宝吩咐老师说:“先生,他要看的书尽看。有不臻的所在,打丫头。”可以看出,两人作为婢女,地位都很低下。

  其次,两人性格都是机灵活泼。在“闹简”一折尤其可以反映红娘机灵的性格。红娘在为张生传递书简时故意将书简放在小姐的妆盒上,莺莺看到后,想怒斥红娘时,红娘马上说道:“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贴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红娘早就知道莺莺是不会去告发张生的,由此体现出红娘的聪明机灵。杜丽娘和春香第一次在闺墅中听陈最良讲课时,春香的机灵活泼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出戏叫《闺墅》,而春香的活泼淘气也使得这出戏后来被改成著名的折子戏《春香闹学》。

  最后,两人在剧中都起着推动故事发展的作用,推动着男女主人公最后的美满结局。红娘是剧里剧外的联络者,对崔张爱情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已经在上文中做过叙述。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因学习《毛诗》而体会到:“圣人之情,尽见于此矣。今古同怀,岂不然乎?”春香则说:“小姐读书困闷,怎生消遣则个?”这才有了游园,才有了后来的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故事。不得不说,春香在其中的重要性,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

  纵观红娘与春香二人的相似之处,笔者更发现二人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地方。

  首先,红娘较之于春香更落落大方,具有大家闺秀的感觉,而春香更像一个孩子,更为天真。张生就称赞红娘“大人家举止端详,全没那半点儿轻狂。”相比之下,春香就比较顽皮。一次,老师在讲《诗经》时,春香似懂非懂,非常好奇。比如:当老师讲到“关关,鸟声也。”,春香追问“怎样声儿?”老师只得学鸟叫。这些都体现出春香如孩子般的性格。

  其次,虽然红娘和春香都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起着促进作用,但相比较而言,红娘的作用要比春香重要得多。在整部作品中,红娘始终是关键性人物,她勇敢地为崔张二人传简,大胆地反驳老夫人。在红娘的帮助,崔张的爱情才得以成功。而春香在《牡丹亭》中的作用就没有红娘突出了。在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上,春香只是为杜丽娘发现了大花园,之后的一系列故事是杜丽娘自发的,春香是不知道的,春香并没有直接促成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只是起间接作用。

  最后,红娘与春香反抗封建礼教的程度也是不同的。红娘的反封建行为完全是自觉的,她始终是最坚决的一个,一直尽心尽力帮助崔张的爱情。虽然红娘是为了小姐莺莺美满幸福,实际上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反抗。春香就不同了,她的反封建行为是不自觉的,她的反抗精神主要来源于她天生爱玩爱自由的本性,她反抗的是读书,以及想到大花园去玩。杜丽娘在自己爱情过程中的反抗,是一种自我反抗,春香的反抗性只能是杜丽娘的点缀,相较于红娘其反抗程度就小得多。

  元杂剧《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反映封建社会才子佳人追打破封建礼教,追逐爱情的经典之作,红娘与春香只是小姐身边的丫鬟,尽管如此,没有了她们的存在,这两部作品也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第二节 红娘与紫鹃比较分析

  元杂剧《西厢记》和《红楼梦》曾经被誉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两者虽属不同文体,但红娘和紫鹃同为封建社会背景下的婢女形象,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具有研究的价值。下面笔者将对二人作比较分析。

  首先,在身份上,红娘和紫鹃同为丫鬟,地位低下。关于红娘身份低下的情况已在前文叙述过,此处不再赘述。紫鹃处在清朝的社会背景下,清代的奴婢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她们没有人身自由,可以被随意买卖。大观园中的丫鬟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家境贫困,被卖身为奴,如袭人;另一种是“家生女儿”,如鸳鸯、司棋。在《红楼梦》中虽然未直接提及紫鹃的身世,但在第五十七回中,紫鹃说:“我是合家在这里”。所以,紫鹃属于“家生女儿”那一种的,因此,在这个大家庭中紫鹃并不是自由的,她同红娘一样都地位低下。

  其次,在红娘和紫鹃身上有一个共同的优秀品质,她们都不趋炎附势。张生想通过金帛收买红娘,反被红娘臭骂一顿。而老夫人是红娘的主子,红娘身为丫鬟应该事事听从老夫人的吩咐,而在红娘看到老夫人赖婚,背信弃义之后,就义无反顾地帮助张生对抗老夫人。而在贾府里,充斥着耍心机、趋炎附势的现象。王熙凤可谓是耍心机的典范,为了讨好贾母,在赌钱时故意输给她。薛宝钗同样如此,点戏时首先考虑的是贾母爱看什么,从而获得贾母的欢心。然而紫鹃一直忠心耿耿,不管是在黛玉得宠时,还是濒临死亡时,她都一如既往地体贴着黛玉。在第九十七回,黛玉吐血将死,“今见贾府中上下人等都不过来,连一个问的人都没有,睁开眼,只要紫鹃一人。”只有紫鹃依然如初,陪伴在黛玉身边。

  最后,紫鹃也同红娘一样尽心尽力地帮助男女主人公追求他们的爱情。紫鹃深知宝黛互相爱慕,但无人可以倚仗的黛玉,想要获得美满爱情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于是紫鹃冒着被责骂的风险,安排了“慧紫鹃情辞试忙玉”的妙剧,利用贾母对宝玉的疼爱,让众人认可宝黛之间的爱情。为了促成宝黛的爱情,紫鹃可以说是费尽心血。

  红娘与紫鹃比较,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然而,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两人之间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体现在两人与小姐的关系上。元杂剧《西厢记》中,红娘虽义无反顾地帮助小姐获得幸福,但她们的关系似乎并没有那么亲密。一开始莺莺对红娘是不满的,责怪她像影子一般地跟着自己。而当莺莺与张生私下结合的事被老夫人发现后,莺莺首先想到的是让红娘替自己顶罪,完全不顾及红娘的安危,可以说两人的关系仍然停留在主仆之上。而在《红楼梦》中,紫鹃与黛玉的关系就亲密得多。究其研究,紫鹃对黛玉不仅是生活上的照顾,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关怀。在第六十七回,当黛玉看到宝钗送来的南边土物,不禁悲伤起来,紫鹃深知黛玉心中所想,安慰道:“宝姑娘素日看得姑娘很重”,“老太太们为姑娘的病体,千方百计请好大夫配药诊治”,“如今才好些,又这样哭哭啼啼,岂不是自己遭踏了自己身子”。通过各种理由来宽慰黛玉敏感的心。两人的关系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知己。

  其次,红娘与紫鹃促进男女主人公爱情的结果是不同的。红娘最后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而宝黛最后却天人相隔。红娘努力地为崔张约会创造条件,反抗老夫人的权威,极力保护崔张地爱情,最后获得了圆满结局。而紫鹃主要为宝黛二人试探对方是否真心,但在以贾母为首的封建势力面前,紫鹃也无力回天,一切努力也付诸东流。

  最后,在红娘与紫鹃身上寄托了作者不同的情感。元杂剧《西厢记》是浪漫主义作品,王实甫把他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寄托在红娘身上。而《红楼梦》更多的体现为现实主义,作者就是要揭露封建社会的假恶丑,因此,无论紫鹃如何尽心尽力地帮助宝黛,他们的爱情在封建社会的现实中,在作者的创作情感下都是难以立足的。

  元杂剧《西厢记》中的红娘与紫鹃虽然是配角,是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但她们身上不乏闪光点,爱憎分明、全心全意,她们的存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促进男女主人公的爱情。

  结论

  通过分析红娘形象的流变,进一步探究流变的原因,可以发现,文学作品自身的文体、创作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自身的价值取向都对文学人物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其次,通过对红娘形象的分析,也可以发现小人物越来越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红娘沟通着剧里剧外,寄托作者思想与情感。最后,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像红娘一类的女配角,虽非主角,但少了他们,情节难以发展,主题也难以升华。这样的比较分析也丰富了对于红娘形象的把握。总的来说,本文通过三个部分逐层深入分析红娘形象,基本把握了人物深刻的文化内涵,也把握住了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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