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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小品文的个性化和生活化特色研究

发布时间:2019-12-03 11:09

  摘要

  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文化奇才,张岱有着“绝代的散文家”的美誉.其作承“公安”、“竟陵”、“心学”之长,短小精悍,意蕴深长,背后隐藏的是特殊时代背景下,遗民节士的精神絮语。

  本文将探索张岱小品文中的“生活化”与“个性化”特色,并运用文学理论,分析二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成因。理解文章中隐藏的“社会细节”和作者的“个性意识”,解读明清之际遗民群体的文化心理。根据研究分析,张岱小品文的“个性化”特色为:独特的艺术形象塑造;白描为底、以戏入文的写作手法;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疏离的写作视角四点。“生活化”特色为:题材广泛深入日常生活;人物社会身份丰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内在思想的决定;家族文化的熏陶,以及时代剧变的影响。

  关键词:张岱;小品文;特色;遗民

  前言

  张岱作为明清小品文的集大成者,一生历经两朝六帝,见证了家族兴灭、王朝更迭、时代的演变。早年奢靡张扬、鲜衣怒马,老来却是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生活境况的变化不可谓不戏剧。

  对张岱的研究,自清伊始,时时有之,现代研究的热潮起于上世纪90年代。在对张岱小品文的研究中,学者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张岱的文学风格,并结合社会背景与时代特点探讨其成因,成果丰硕。有代表性的作品如内地最早研究张岱的夏咸淳所作专著《明末奇才——张岱》,胡益民所作《张岱评传》,以及在此基础上丰富内容所成的《张岱研究》。之后还有年轻学者张则桐所作地《张岱探稿》,皆是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同时,还有大量资料详尽、论证清晰有力的论文问世,对张岱的生平、思想、文学风格以及与后世作家的比较研究均有涉及。但不可忽视的,学界对张岱的研究仍有可改善之处。目前研究张岱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二梦”散文上,对张岱地史学作品《石匮书》与经学作品《四书遇》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有待于后人开拓。

  综合看来,对张岱小品文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立足于作品,向外联系社会生活,如作家身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家庭等,对作品包含的的题材、语言、文化符号等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张岱创作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性,理解其“生活化”特色。二是向内分析张岱的个性风格,探究其“个性”所在,即从作者自身的角度出发,从文化继承、身份认同等角度研读分析作品的审美风格、艺术特色。重在发掘张岱自身的个性意识和审美取向。

  本文主要援引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近30年间对张岱小品文的研究成果,重点在于探讨其作品对生活的吸收转化,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等;以及散文中所体现的个性,尤其是在对前人的文化继承之外,所体现出的独特哲学思考、美学风格。

  第一章 张岱及其小品文

  第一节 张岱生平

  张岱,又名维城,字宗子,号陶庵、蝶庵、石公,生于晚明绍兴的簪缨世家,因祖籍四川,又自号“蜀人”、“古剑”。少时因身体病弱被寄养在外祖父家。年幼的张岱受家庭文化熏陶,自小读书,善属对,舅父夸赞他为“今之江淹”。青年张岱兴趣广泛,戏曲、园林、美食、骏马,无所不好,无所不通。且喜出巡,常年于江浙一带游历,足迹遍布杭州、苏州、南京、扬州等繁华都市,交往对象上至名流文士,下至市井百姓,甚是广泛。张岱曾有志于科举,以图振兴家业,但屡屡落第,故放弃科举之路,转而修著史书。

  前半生的张岱历尽浮华,却于半百之年遭逢明亡之祸。因不愿侍奉新朝,他举家逃往山中,一夕之间,从世家子弟沦为愁于生计的平民。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中,张岱忍受着穷困潦倒、饥寒交迫的生活状态,潜心写作,不仅修成明史《石匮书》,还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小品散文,被收录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中。作为明清之际的一位文化奇才,张岱有着“绝代散文家”[]、“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的美誉。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小品文发展概述

  “小品”一词源于佛教,指佛经中篇幅短小的简略本,与“大品”相对。后来成为文学体裁的一种文类,主要指题材宽泛、篇幅短小的散文。

  小品文作品的出现远早于小品文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短小精悍的诸子散文是后世小品文的雏形。魏晋时以《世说新语》为典型的书信,笔记皆可看作小品文的代表。及至唐宋,小品文的题材和内涵得到了大大拓展,创作水平也飞速发展,以唐宋八大家、罗隐、陆龟蒙、皮日休等人为代表的一些文学家,致力于小品散文的创作,使小品文日趋成熟。时间到了晚明,小品文大兴,终于作为独立文体登上文学创作的舞台,以“公安三袁”、江盈科为代表的“公安派”作家,和以谭元春、钟惺为代表的“竟陵派”作家的创作,使小品文达到了巅峰。

  晚明小品文的兴盛,是多方作用的结果,受到了社会思潮变化、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市民阶层扩大、享乐风气盛行等因素的推动。不同于先秦两汉及唐宋散文,秉持着“文以载道”的准则,注重文章的思想内涵和政史作用,晚明的小品文更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注重抒发作者的心灵感受和哲学思考,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

  第二章 张岱小品文的特色

  第一节 张岱小品文的个性化特色

  一、独特的艺术形象塑造

  张岱有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不仅是他的处事观念,也是写作标准之一。张岱在记叙人事时,往往择取奇人趣事,而后经由自身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对其进行重构,注重突出艺术形象的“奇”与“癖”。这种陌生化的写作方法为读者展现出了一批违反常情、常理的俗世奇人。这种建立在自身个性风格上的艺术重塑,贯穿于张岱的散文创作中。

  例如《朱云崃女戏》中的片段,“云老好胜,遇得意处,辄盱目视客。得一赞语,辄走戏房,与诸姬道之,佹入佹出,颇极劳顿。且闻云老多疑忌,诸姬曲房密户,重重封锁,夜犹躬自巡历,诸姬心憎之。有当御者,辄遁去,互相藏闪,只在曲房,无可觅处,必叱咤而罢。殷殷防护,日夜为劳,是无知老贱,自讨苦吃者也,堪为老年好色之戒。”[]此处写朱云崃其人,对于出身、性情、家庭、外貌避而不谈,而是突出老者的三“癖”。一是好为女戏,并且不局限于戏,更是精心教导戏子器乐,是风雅人。二是好胜,天真活泼,好动如顽童,性格不同于常人,妙趣横生。三是好色,老年好色,对众歌姬管教严苛,日夜防备,实是自讨苦吃。作者的态度以朱云崃之“癖”为切入点,由褒入贬,语带戏谑嘲讽,剥去无关描绘,只留二三事为主干,除皮立骨,文辞简约,却不影响人物的鲜活灵动。

  又如《闵老子茶》一文中,写张岱与闵汶水的相识过程。二人皆是茶道中的高手,以茶会友,语藏机锋,一来一往间互相考较,问答一波三折,趣味盎然。闵汶水两怠三问,足见其有茶“癖”,精于此道,自负艺高,性格活泼顽皮。在张岱屡破陷阱后,闵汶水不由惊奇,转而啧啧称赞,可见其以茶会友,不吝褒赞,是真性情、真功夫,合乎张岱“有真气”的择友标准和入作要求。而张岱“看似平淡却亦奇”[]的写作特色亦从此显现,抓住人物神态,用简单的词汇描摹,时而“匿笑”、时而“吐舌”,寥寥几笔,却洗炼传神,平淡中又显奇崛,突出了闵汶水的顽皮与人奇艺奇。

  张岱的散文不仅在记人记事时平中蕴奇,不同于旁人,在处理山水风物、园林景致等传统小品文题材时,往往也于非常处落笔。写景不离追思,状物不离逸闻,《西湖梦寻》中辑录的山水小品,往往补叙前人文章,使得笔下的西湖已逐渐脱离自然含义,更强调文化内涵,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和心灵寄托。正如张岱在《西湖梦寻·自序》中所述,“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

  二梦所收录的散文均写于明亡入清以后,张岱怀着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感,面对着兵祸后的西湖,逃进了自身的回忆,靠着记忆中虚幻的西湖与前人笔下被文字重构过的西湖,聊以慰藉。此时所作的山水散文,自然不同于游记小品,而是作者心灵深处的桃源,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张岱笔下的西湖,不同于往日文人所写的任何一个,而是独属于他的“梦中西湖”,是张岱获取精神慰藉的源头。

  二、白描为底、以戏入文的写作手法

  张岱行文灵动自然,惯以洒脱凝练的词句摹绘事物,精于白描手法,用以画景、摹人、状物、叙事。如《扬州瘦马》中的一段,“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睄睄!’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睄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了?’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此段中,张岱运用白描的手法,将在牙婆的指示下商人挑拣童女的画面款款写来。略去神色环境,前因后果,只余动作和语言,短句相接,节奏轻快,童女宛如牙婆手中的木偶,应声而动。张岱精准地把握住了在场三者的角色地位,从关键动作着笔,结合生活化的语言,寥寥数语,凝练生动,看似平淡无奇,却极具画面感。此外,此段中张岱还融入了他所熟悉的戏剧手法,以一间小屋为舞台,牙婆、人贩、童女为角色,三人言辞动作有来有往,以牙婆的言辞为线,牵连起了未曾正面出场的人贩和身处弱势的童女,敷演出一场穷家卖女的悲剧。有藏有显,画面平衡稳定,将人物的过去、未来与内心情绪留与读者想象,所写不过一间屋内之事,所留却是三人的故事,以及童女或走或留不同的人生轨迹,引人深思,感触良多。

  又如《湖心亭看雪》中的一段经典白描场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在此段中,张岱亦以戏法入文,“‘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的视线是由舟中向外辐射,‘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则是由外面向舟中聚焦……画面格局和情感重心形成了强烈的错位,增强了它的表现力度”[]得益于张岱深厚的戏剧功底,他在写作时常常将画面当作舞台,将戏剧舞台上塑造人物、展现画面的手法融入写作中,使得他的文章段落,往往具备异常生动的表现力,连鲁迅也称赞“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

  三、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

  张岱行文不避俗人俗语,常常引人言入文,往往不加雕饰,尽显人物鲜活情态。如《砎园》中,“有二老盘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莱阆苑了也!’一老咈之曰:‘个边那有这样!’”[]引口语入文,语气词“了也”和方言词“个边”的连用,使两位老者鲜活生动的情貌跃然纸上,文章至此风格一变,转为轻松活泼的基调,别有情致。

  《张东谷好酒》一文中,“东谷善滑稽,贫无立锥。与恶少讼,指东谷为万金富豪,东谷忙忙走诉大父曰:‘绍兴人可恶,对半说谎,便说我是万金富豪!’大父常举以为笑。”[]“对半”为绍兴方言,意为“当面”,此处直引张东谷慌忙求告时的原话,颇有画面感,方言词的使用生动活泼,引人发笑,更体现其善滑稽的个性。

  另有《治沅堂》中一段,“而吾乡缙绅有名‘治沅堂’者,人不解其义,问之,笑不答,力究之,缙绅曰:‘无他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义云耳!’闻者喷饭。”[]短短两行叙一事,一波三折,问而不答,笑而喷饭,乍看粗鄙俗陋,远不如士绅大夫泼茶之事来得风雅,但贵在真实,颇得野趣。张岱直书闻者情态,不加矫饰,用词诙谐幽默,反倒使大俗成大雅,不失为一桩逸闻。

  此外,张岱亦继承了传统小品文写作的风格,情趣盎然、韵味隽永,如《表胜庵》中的一段,“茗得先春,仍是寒泉风味;香来破腊,依然茅屋梅花。半月岩似与人猜,请大师试为标指;一片石正堪对语,听生公说到点头。”张岱为表胜庵作启,两句对偶工整、用典自然,取法聪凿岩与竺道生讲经的典故,化用庾信“惟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句,取“茗”、“寒泉”、“梅花”、“茅屋”为意象,营造出洗炼冲淡的意境。句中一个“破”字,宛如有冷冷梅香自纸间袭来,静谧中蕴生机,银钩铁勒,练熟还生。语言整饬清雅,读来朗朗上口,音律和谐,是十足的文人小品,一反前文诙谐随性之态。张则桐评价张岱的语言是“将语录体与尺牍笔记体的结合”“明白凝练富有诗意,清新活泼时杂诙谐”[]正是这个道理。

  四、疏离的写作视角

  张岱的写作视角亦独具特色,在记叙民俗风情时,虽是写自身的所见所闻,但作者却与眼前或热闹或萧索的景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怠语抒情,最多不过以寥寥几字略作评叹,语中略带无奈,更多是无悲无喜之淡淡然。如《越俗扫墓》一文中,分叙了三段越地人扫墓的情境,“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尚用平水屋帻船,男女分两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后渐华靡,虽监门小户,男女必用两座船,必巾,必鼓吹,必欢呼畅饮……酒徒沾醉,必岸帻嚣嚎,唱无字曲,或舟中攘臂,与侪列厮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溢国,日日如之。乙酉方兵划江而守,虽鱼?菱舠,收拾略尽。坟垅数十里而遥,自损数人挑鱼肉楮钱,徒步往返之,妇女不得出城者三岁矣。萧索凄凉,亦物极必反之一。”[]此文将回忆与现实交织,以往昔扫墓之热闹华靡,反衬而今之凄凉萧索,两者以一句“乙酉方兵划江而守”分割,道出个中原因是兵灾人祸。山河易主、厌战惜民之感已在嘴边涌动,呼之欲出,张岱却落笔于“物极必反”四字,高高拿起,轻轻放下。仿若是识尽愁滋味的词人,面对着蠢蠢欲动的心绪,思忖多时,却只得一句“天凉好个秋”的叹语,情愁过深,非不欲言,实不能言。

  又如《西湖七月半》中所描绘的游湖赏月之人景,此文看似写人,却句句不离月,人为明线,月为暗线,描绘了七月半西湖畔,赏月的五种人:有“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欲人看其看月者”、“月、看月者、不看月者皆看,实无一看者”、“不作意看月者”。雅俗并举,将赏月人的情态细致描摹,却不作评判褒贬,作者不入景、不融情,只是做纯粹的记叙,仿佛一个观众,冷静地旁观,客观地记叙。张则桐把这种写作手法称为“戏剧关照的视角”,即张岱在历经家国巨变后,“人生的戏剧感在张岱的心中更为突出……大地山河是天然的舞台,芸芸众生就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人世的悲欢沉浮,舞台意识在张岱的散文中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简单来说即是写作视角的疏离。张岱所写的风俗小品甚多,但往往是从旁记叙,人不入俗,这是张岱遗民心理的外在写照。

  第二节 张岱小品文的生活化特色

  一、取材深入日常生活

  相比于传统的晚明小品,张岱的散文大大扩充了取材范围,记叙了丰富的民风民俗。例如《越俗扫墓》、《扬州清明》两篇,分别叙写了绍兴与扬州清明时分的习俗,前者将今夕对比,后者则是极尽文笔,生动描绘了清明时节扬州城中家家户户踏青扫墓的繁华景象,在结尾处笔调一转,由眼前繁华联想到张择端以《清明上河图》追思汴京景物之事,借古伤今,寄托了对亡故的明朝的哀思。

  由民俗发端,怀恋故国的散文只是张岱风俗小品中的部分,大量描摹民风民俗的散文充满了浓郁的市井生活气息,贴近百姓生活,笔调明快轻松,洋溢着俗世生活的乐趣。

  如《鲁藩烟火》一篇。开篇以一句“妙绝天下”总起,由鲁藩之灯起兴,灯后写烟火,二者交杂相叙,罗列数种烟火花架,细细描绘,最后以人语作结,自问自答,答以“此时天上被烟火挤住,无空隙处耳!”之荒诞语,更显鲁藩烟火不仅种类多,数量盛,更是充满了趣味。包含了张岱对于市井生活的喜爱,也是对市民风俗文化的赞赏。

  此外,明亡入清的张岱面临着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的境况,半百之年携家逃入白山。一夕之间,由世家子弟沦为乡野贫民,此等落差与亡国之痛一并折磨着张岱的精神。然而一贫如洗的张岱并未沉溺在悲观的情绪中,在回忆前半生的文集《陶庵梦忆》中,有不少记美食、鸟兽、物产、戏剧的篇目,如《乳酪》、《蟹会》、《宁了》、《雪精》、《方物》等。这不仅是张岱对早年“好美食、好骏马、好鼓吹”生活的追忆,也是他对以口欲为代表的个人私欲的肯定,某种程度上是晚明在资本主义萌芽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的体现,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世俗社会。

  张岱的风速小品所选题材深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有街巷可见的灯会、竞渡,也有非豪族世家无法享受的珍脍,所囊之广,所列之富,令人惊异。足见张岱开明兼容的人生态度,然而这一切均是回忆之作,唯梦中可再见,又为那些繁华热闹的景象平添了几分酸楚,使得文章的基调哀而不伤,乐而不淫。

  二、人物遍布各阶层

  在二梦与《琅嬛文集》所收录的张岱散文中,记叙的人物涉及了不同的社会群体,人物的身份的丰富程度远胜于传统的人物小品。除却《沈梅冈》、《范长白》等书写文臣名士的散文外,张岱还创作了打量记录社会下层人物的小品文。

  例如:《二十四桥风月》为人们揭示了扬州二十四桥风尘女子的生活状况,“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卖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嬉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颜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摸黑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相比于张岱所写的名妓王月生的境况,“富商权胥得其主席半晌,先一日送书帕非十金则五金,不敢亵订。与合卺,非下聘一二月前,则终岁不得。”[]这些生活在风月地的歪妓,姿色平庸,身无长技,只得在老鸨的欺压下勉强度日。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子,并不具备逃离压迫的能力,因而只能用表面的欢笑掩藏内心的悲楚,得过且过。作者的言语中包含着对这些女子的怜惜,但因身份与时代的局限,这种怜惜并不是基于对独立生命个体的尊重,后文中张岱与亲友的笑语足见,他仍将此类女子视作取乐的玩物,即使张岱对名妓王月生夸赞不已,所叙也局限于富商权贵以银钱换王月生为乐之事,即使地位身价才学有别,妓女仍旧无法逃脱玩物的命运。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比于同时代的文士,张岱的观念已有许多超越,他将这些不入文士笔端的下层女子写进散文中,突破了“文以载道”的枷锁,使小品文多了写实的社会功能。结合前文《扬州瘦马》的种种情境,让人更深刻地体会到封建社会下女性的悲惨命运。

  《柳敬亭说书》、《彭天赐串戏》、《闵老子茶》、《祁止祥癖》等篇目记载了当时社会中有一技之长的俗世奇人,《西湖梦寻》收录的山水小品中也夹杂了许多奇人奇事的描述。张岱对这些底层艺人给予了相当高的赞誉,热情地赞扬了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和身为下贱却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可贵,“这是张岱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礼赞,对独立人格和精神的永恒追求。”[]从世家子弟沦为衣食烦忧的遗民,张岱的心理落差不难想象,而这些在泥淖中仍然保持真情真义,追求艺术,坚守本心的人,也为跌落云端的张岱指引了人生的可能。张岱将这些身处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撰写入书,不仅是表达内心的褒赞,也是在为自己寻找未来的方向,这些精神明亮的人是张岱笔耕不辍四十余年,修史创作的精神动力之一。

  第三章 张岱小品文特色背后的原因分析

  第一节 原因概述

  张岱成为晚明小品的殿军,既有天时地利之功,又不乏自身内因的作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位文化奇人。无论是个性化特色还是生活化特色,皆出于同源。根据艾布拉姆斯《镜与灯》中所提出的“文学四要素”理论,即文学活动由艺术家、作品、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所谓“个性化”特色,就是立足于作品,探究艺术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而“生活化”特色,则是联系作品与世界,从而品析评论。但四个要素并非独立存在,艺术家一方面受到所处时代、社会、家庭的影响,另一方面,艺术家从外界吸收的思想、理论、创作技巧均需要经过自身的筛选排除,留存的部分虽然源于外界,但构成艺术家个人风格的部分则需要经过反复的加工、思考、再创造,具备浓重的个人色彩。简单来说,张岱小品文的“个性化”与“生活化”特色的成因,可以理解为统一因素的不同方向作用。概而述之,其原因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二节 内在思想的决定

  有明一代,相对于南宋理学的一家独大,时而有叛逆思想诞生,尤其到了晚明,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壮大的影响下,阳明心学迎来了兴盛。阳明心学提倡“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将人心视为万物的主体,充分肯定了个体生命的地位和价值。客观上撼动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和思想观念,客观上鼓励个人挣脱理学的封建枷锁,解放思想。在后来以王艮、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持续探索下,心学思想被进一步阐发,李贽提出了著名的“童心说”,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突破了传统儒家思想中将文章置于“道”之下的观念,以童心为标准对文章进行评判。同时晚明小品文支柱之一的公安派也提出了“性灵说”的创作理论,认为“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这些晚明产生的带有初步人文意识的思想在清初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许多学者抨击李贽等人为“异端”之学,是明亡的原因。张岱则不然,他一方面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另一方面主动地吸收阳明心学的思想,学习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文学方针。在《西湖梦寻》中,主动收纳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宏道的散文,编辑入册,如《飞来峰》中收录袁宏道《飞来峰小记》;《十锦塘》收录袁宏道《断桥望湖亭小记》;《孤山》收录其《孤山小记》。

  在创作上,首先心学思想向内影响使张岱,使他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内涵。张岱提倡与人交往讲求“真气”,人物小品往往落笔于“奇”人、“癖”好,即是对李贽“童心”说的衍生。其次,心学思想向外影响了张岱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突破传统文学创作中“文以载道”的桎梏,深入下层平民,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扬州瘦马》、《二十四桥风月》等真实地记录了明清之际的社会风情和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再者在文学风格上,张岱也受到了王阳明和“公安三袁” 的深刻影响,他平中蕴奇,笔淡情真的风格“与王阳明‘本于性情’的文学观以及‘公安三袁’所提出的‘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极为相似。”[]

  第三节 家族文化的熏陶

  张岱出身于簪缨世家,三代显荣,至父辈方有败落之相。据《张氏声妓》一文中记载,张岱家中蓄养声妓多年,自其大父始,家蓄“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茂苑班”。张岱自幼长于品戏氛围浓厚的环境中,使他培养出了极高的戏剧素养和对戏曲的热情。同时,少年丰富的游历经历,使张岱对于江浙一带的民间戏剧和风俗民情十分熟悉。因而,观戏、扮戏、与戏子交往成为“二梦”散文集中不可忽视的一大题材,并且张岱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不自觉地融入戏剧关照与戏文创作的技巧,这都是早年的家族影响在晚年文学创作中的映照。

  此外,张岱家族与徐渭交往密切,其曾祖在徐渭入狱后多方奔走,施以援手,虽日后因性格不合,终至断交,但二人的交往给少年张岱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张岱在整理《徐文长逸稿》时,也将徐渭与祖辈唱和的文辞收录其中。张岱对徐渭自小敬仰有加,致使其精神思想与文学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向徐渭产生了倾斜。徐渭不拘于礼法、狂傲狷介的个性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张岱追肯定市民文化的思想倾向,促使他突破传统文人的界限,深入接触社会的各个角落,交游往来不限于鸿儒名士,更多地与下层百姓交往,从而产生了独立个性的创作理念,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同时练就了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在散文中自然地融入各地方言口语。这也是家族传统留与张岱的印记之一。

  第四节 时代剧变的影响

  张岱的人生以五十岁为界,前半生为纨绔子弟,游历江浙,生活奢靡无忧,后半生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二梦”中的散文大都写于明亡入清以后,此时的张岱具备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遗民。有学者对张岱的遗民心理做过详细分析“一方面,他和亲戚朋友分开了。在尘世的世界里,生活只意味着痛苦。因此,他准备好了,甚至渴望着去死,去见他在尘世的朋友们。另一方面,他担心,如果在他完成写作之前就迎来了思维,他就没有时间去完成他的社会义务,而他的生活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据《陶庵梦忆·自序》所言,作用一为忏悔半生荒唐,二是翻用自喜,聊以自慰,因而不难看出,张岱的小品文创作中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一言一语都处于山河易主、国破家亡的阴影之下。

  一方面,朝代更迭变换之后,张岱作为前朝遗民坚守“忠义”,不愿效仿贰臣,侍奉新朝,但又有《石匮书》未成,不愿赴死,故而只能避世于山野。此时的张岱对新朝产生了格格不入的疏离感,在这个新的社会中,并没有他这样为前朝守节的遗民存在的位置,但千头万绪无人诉说,也无从说起,故而,造成了张岱与当下完全脱离的状态。并且“遗民一方面要守节,一方面要解决基本的生计问题,二者的冲突也带来了遗民心理上的矛盾状态……尽管遗民们为自己在新朝下继续生存多少作了些解释,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对自己的“不死”持否定的态度。”[]他的内心持续处于无所凭依又矛盾复杂的状态中。自然而然地这种情感状态渗入了创作的散文中,使得作者与自己所描绘的世界产生了巨大的疏离感,冷眼叙述,语意淡然。

  另一方面,世事瞬息变化,家国覆灭的打击,带给张岱无限的迷茫与恍然,产生了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幽思。张岱自序:“视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过往的繁华生活已经无法追回,只能成为说不得的旧梦,追忆过往能给他的精神带来一时的慰藉,但是翻喜过后是故国已逝这般无法逃避的残酷现实,内心的沉痛便愈加深沉,让他失去了心灵最后的庇护所。故而,即使是在记叙回忆中繁华热闹的市井风情,也带着一丝无法驱除的哀怨,和明显的抽离感。

  结论

  张岱的一生以明亡为界,历尽浮华又饱经沧桑,家族的培养和人生的起伏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机会与条件,而时代社会的剧变则最终成就了文化奇才张岱,著作等身,横跨经史,尤以小品文见长。

  其文虽短小精悍,却意蕴深长,在创作风格上凝练简约中蕴奇崛绮丽,热闹繁华中含愁怨冷语。继承了“公安派”、“竟陵派”所开创的小品文之巅峰,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心学”思想,拓宽了写作范围,在写作理念上突破了封建时代“文以载道”的传统枷锁。让创作深入生活,表现生活,语言生鲜灵动,亦庄亦谐,为人们展示了明末世俗生活的长卷,叙事活泼而有情调,堪称明文中的《清明上河图》。同时,张岱的散文向人们展示了明清易代之际,守节遗民群体的心理特征和生活境况。其“偷生”与“寻死”思想的碰撞,是凡人在时代缝隙中苦苦挣扎的写照,既有臣服于现实的弱小与无奈,又有精神从未低首的坚韧与自尊,如此矛盾痛苦的心理正是光与暗交织的人性真实。

  张岱的小品文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与动人的精神悲歌深深地影响着后人。五四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的散文热潮均对张岱的审美追求和创作风格有所吸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张岱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精神文化的符号,滋养着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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