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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政策的特征与困境

发布时间:2019-08-01 19:00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是我国高校教师队伍 建设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教师 职称评审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政策经历了建立、稳 定和发展的曲折历程,在探索中前进,在改革中完 善,其无论是在管理体制上还是制度建设上都取 得了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 重大贡献。在任何一个时期内,高校教师职称评 审政策的改革都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素质人才。值得注意的 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又 往往会暴露出新的各种矛盾和弊端,高校职称评 审制度又亟须再一次改革[1]。在高等教育事业 飞速发展的 21 世纪,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依然任重道远。2017 年 3 月 31 日,教育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发改委、人社部五部门联合下 发《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将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对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进行松绑。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是政府简政放权的重要策略,也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新一轮改革的开始,放权改革在高等教育领域走上了实质性道路。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改革历经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改革道路上要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的阻力,深刻理解放权的目的和分析放权的特征及利弊共存的困境,才能更好发挥放权益处、克服放权弊端。这离不开国家、高校、社会对放权的适度性、用权的科学性、监督的广泛性进行思考,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改革顺利进展铺平道路,保护广大高校教师在职称评审权下放过程中的合法权益。

  二、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存在的问题我国高等学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大体沿用1986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多年来就已基本定型。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教师职务聘任制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实现,阻碍了人事制度和职称政策进一步发展,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 职称评审体系本身的缺陷问题。

  首先,评审单位对指标体系微调不断。随着 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逐 渐表现出与高校发展不相适应的症结,因此不同 评审单位对其指标体系进行微调,往往导致参与 职称申报的准备工作赶不上评审指标体系的变化 速度,阻碍了教师职称评审[2]。其次,职称评审条 件和要求与现实不符。高校发展不断盲目攀高, 重视科研,轻视教学则是其表现之一,职称评审也 以此为中心[1]44 。纵观现行各地区各单位的职称评审条件,论文、项目、奖项等是必然要求,无论是 教学型还是教学科研型教师职称评审都离不开一 定数量的论文和项目。一线教学岗位上的教师往 往难以达到论文和项目的量化要求,而难以量化 的一线教学活动的好坏在教师职称评审要求中又 难以得到合理体现。最后,申报人员成果的过度 量化代替以往的晋升指标控制。对申报人员的全 部成果进行量化,可以极大提高评审机构的工作 效率,成果数量合格即通过评审,出现了为评审凑 成果数量轻学术质量的现象,学术水平和学术职 称严重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

  ( 二) 职称评审过程的合理性问题。

  从学术的行政管理角度来讲,职称评审更重要的是尽量做到程序公正,以此保证最终评价的公正[3]。职称评审申报时间短,任务重,个体申报之后学校初评,再上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由其组织专家队伍对申报者进行评审,在这一过程中专家需要评阅的申报材料众多,任务十分艰巨,往往依据申报者的成果数量加以判断,这就难以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评审的质量,导致职称评审合理性难以保证。在职称评审权下放给高校之后,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范围相对较小,任务减轻,能够从数量为重逐渐转向以质量为重,教师监督更加直接,过程也相对更加透明,职称评审更加合理。

  ( 三) 职称评审后续政策措施不完善的问题。在部分教师的理念中职称获得将享用终身,

  一旦获得高级职称之后便出现工作业绩停顿的局面,创新性的工作表现后劲不足,这主要是因为没有完善职称评审的后续激励政策,评上高级职称之后对其职称没有更高的要求,往往对于高级职称的教师只有常规基本考核,激励性职称措施不完善,导致教师为获得高级职称的积极性高而在获得职称之后积极性完全减退,失去努力工作的动力,很难激发出更大的潜力,而单位对其年度考核也大多停留在本职工作上,对高级职称获得者的后续鼓励政策措施还不完善。

  三、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政策的特征与困境

  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高校教师实行职务聘任制后,国家从教授和副教授任职资格审定逐步探索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在 1988 年底,69所高校拥有了副教授任职资格审定权,80 所高校获得对教授任职资格审定的权力[4]。在 2001 年中国科学院宣布全面推行岗位聘任制,同时撤销 院一级各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 会,以此来代替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聘任 委员会依据岗位的实际需求对教师进行评聘[5]。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著名高校也在探索自主评 审。这一系列探索为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政策 改革发掘出了一条高校自主评审教师职称的新道路,2017 年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改革拉开了序幕[6]。

  ( 一) 特征: 放权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与自由共存

  1. 政府简政放权: 多年以来,评审工作高度集权,导致评审工作一刀切,分类评价体系尚未完 善,阻碍高校教师职称改革的步伐。尽管国家在 探索下放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但是总体上依然 是国家掌握着职称评审的大权。2012 年 9 月,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国发〔2012〕52 号) 要求国家将高校副教授评审权下放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其组织高等学校教师的职称评审工作。2017 年 3 月,《意见》的颁发标志着高校教授、副教授职称评审工作不再由国家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实施,由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把控多年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最终放权了,政府简政放权给高校迈开重要的一步。

  2. 高校自主用权: 根据《意见》的要求,放权之后高校获得职称评审自主权,评审办法和方案等具体细则均由高校自主制定,由高校自主组织教师职称评审、自主评价、根据实际岗位需求进行聘用。在教育、人事等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自主管理职称评审工作,高校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职称评审的自由度,能够根据自己现有岗位需求开展教师职称评审和人才聘用,并将结果上报有关部门备案,因此,高校获得了极大的职称评审自主权力。

  3. 职称评审回归教学本分,强调师德比重:

  《意见》强调将师德表现作为首要指标,将师德表 现纳入到教师职称评审中,并将其作为职务评审 是否合格的首要条件; 同时要求提升教学地位,增加教学业绩在职称评审过程中的比例,放权之后 高校拥有职称评审改革的权力和自由,在评审方 法上教师职称评审一改统一的模式,扭转论文为 重的局面,重新重视教师的师德表现和教学业绩 与质量,帮助教师回归教学本分,做好教书育人的 本职工作,高校的办学权力和自由得以充分显现。

  4. 分类评价标准,探索“代表性成果”的评价

  方式: 《意见》要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要建立分类评价标准。面对高校不同学历、不同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如何对其职称进行评价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再加上高校教师类型不一,有教学型教师、科研型教师、教学研究型教师等,同时高校教师又无不涉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同性质的研究领域,其工作内容和形式相差甚远,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程序和标准本身也不可能统一,以往评审标准忽视了类的差别属性,难以满足不同类型的评审要求。新的评审政策措施要求基于不同学科特性、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建立分类评价标准进行分类评审。同样,《意见》要求强调教师有显

  示度的代表性成果,更多地强调同行专家对成果的评价,主张建立“代表性成果”评审制度,改变以往数量为重、学历为重等现象。在高校获得职称评审的权力和自由之后,可以更加贴近本校实际学科领域的学术要求,根据不同类型进行分类评审,自主选人用人,采取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办法,提升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的科学性,进一步调动教师积极性。

  ( 二) 困境: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后利弊共存

  1.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政策改革的利好 ( 1) 政府和高校的角色关系将进一步明确,

  有利于打造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高校教师职称 评审权下放要求各高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自主 评价、按岗聘用,高校对学术人才的需求不再受政 府的强行干预,只需根据高校自身需求对人才进 行选拔,政府不再插手高校学术人才的进出。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侯定凯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高校缺乏 学术自治的传统,权力下放必然带来内部秩序的 重建[8]。政府放权给予高校人才评聘的权力和 自由,在师资队伍建设上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利, 对促进师资队伍结构的合理性起到重要作用。

  ( 2) 学科建设的有效性得以提高。学术发展

  离不开学科建设,学科发展又离不开专业教师的 学术能力和水平,一线教师为争取评上更高一级 职称努力拼凑成果数量,被迫忙于为文而作,放弃 了在学科建设上进一步深入。洪堡把“追求最高 形式的纯粹知识”作为大学目标的同时,明确提 出了以“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为内涵的经典 学术自由观[9]。权力下放至高校,学校能够根据 自身学科分类、学科集群发展的需要进行教师职 称评审、选人用人,教师能够获得教与学的自由, 终将促进学科进一步发展。

  ( 3) 有利于强化高校教师的主体性特征。高校教师的人生发展无不与自身职称级别相联系, 在职称评审放权之前,权力掌握在政府部门,一系 列的评审指标体系也是政府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制 定,高校教师在职称评审条件制定上无法充分挥自身作用,在职称评审上只能默默依附于评审规则,往往体现出的是教师的从属性特征。高校的发展必然要求高校教师发挥主要作用,充分发挥其主体性特征,这也是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的益处之一。在放权之后,高校对于评审条件、评审规则的制定拥有自主权和决策权,在这一过程中必然要求高校教师充分行使权利,制定出不负众望的评审制度,更多体现的是教师自主性和主体性特征。

  2.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后可能存在的瑕疵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涉及多方利益主 体,在改革过程中必然涉及各种学术秩序的重建, 细小瑕疵在所难免。

  ( 1) 高职称教师人数暴涨: 地方高校对大而全的办学模式追求依然没有停止,往往用更高水 平的大学办学标准来要求自己,迫切希望壮大自 己的师资队伍和办学规模。在职称评审权下放至 高校之后,高校掌握了职称评审大权,部分高校可 能盲目扩充教授数量来“壮大”自己的师资队伍, 致使教授人数出现暴涨,而师资队伍的学术水平 降低。

  ( 2) 学术水平失衡: 因放权之后不同高校自主制定评审办法和标准来自主评价,导致评价体系和标准在不同范围里高低不一,不同高校师资职称水平也就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同一职称教师的学术水平可能更是参差不齐,容易产生不同区域的教授职称和学术水平失衡,出现此教授非彼教授的现象,甚至阻碍人才合理流动。

  四、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的有效性反思

  ( 一) 政府层面: 强化法制保障,加强监管权力下放后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依然离不开政府的宏观监管。首先,政府要加快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法制体系建设,让教师职称评审在规则制定、实施过程等环节有法可依。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以往职称评审工作更多依靠政令性文件,对于违反评审规则的相关人和事缺乏有效的法律惩处措施。法律不断完善将是职称评审权力下放的保护层,更是保障评审工作公平公正的

  基石。其次,政府要加强对职称评审监督机制体制 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避免在改革过程中出现“放权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再放权”的怪圈。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之后,高校掌握 了更大权力,在职称评审过程中有更大的运作空间, 因此政府更要完善和筑牢监督体制这一制度笼子, 避免陷入放权怪圈。最后,政府要加强对高校教师 职称评审的宏观引导。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下放之 后,高校还没有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和配套政策,如 何运转好这一权力对学校是一大考验,曾经管理高 校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的指 引,帮助高校在政府简政放权下逐步适应和独立成 长。总之,政府在放权的同时要不断完善职称评审 法制体系建设,引导高校完善相应配套政策和措施。

  ( 二) 学校层面: 加强民主管理,合理用权,逐步完善评审制度体系

  首先,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预 防权力寻租导致的学术腐败。高校行政权力和学 术权力的关系一直是高校的一大矛盾,行政权力 的强势往往影响学术的发展,在下放高等学校教 师职称评审权力到学校之后,行政权力如果不能 得到适当的控制,行政权力极易触及职称评审的 权力和自由,导致职称这根绳子将勒坏部分人,也 会放松部分人,如何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 之间的矛盾关系到高校能否用好职称自主评审权 力。为此,学校要不断理清高校内部行政与学术 的关系,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筑起一道防 火墙。其次,建立现代化高校民主治理体系,提升 评审标准体系的科学性、过程的透明性。在传统 管理体制下,学术规则往往跟随行政号令而诞生, 其学术性和科学性已不能满足需要。尽管大多数 高校一直设有学术委员会,内部管理机制、责权关 系等因素导致学术委员会往往不能真正独立发挥 学术作用,因此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放权之际,要 划清行政与学术的边界,建立高校学术与行政分 离的现代治理体系,方能保证本属于学术范畴的 职称评审权力不为行政权力所左右,学术委员会 才能真正发挥学术使命,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审 标准体系并保证实施过程透明。最后,逐步建立 分类分层分时的职称评审制度。职称评审放权高 校之后,传统的一刀切评审模式被打破,教师职称评审分层分类分时的多样化制度体系亟待探索和建立。不同专业技术领域的职称评审必然有其特殊性,评审需要具有针对性和多样性,在放权之后的职称评审要充分研判不同专业领域需求,分层分类开展职称评审工作。

  ( 三) 探索建立社会参与和监督体系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与社会看似并没有多大关 系,其实不然,教师的职称代表一定的学术水平和 教学能力,无论是对未来人才的培养还是社会的 发展都作用甚大,教师职称评审的社会参与和监 督体系有待完善。首先,高校教师职称评审要引 入社会广泛参与,尤其是与高校学科相关的社会 行业参与。当前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 无不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科学研究不断为社会 更新生产力水平,高校和社会发展依靠人才的培 养,因此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不能脱离社会实际闭 门而行,必然要求与社会紧密合作,充分考虑社会 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只有不断加强高校教师职 称评审引入社会行业的监督和评价,才不至于代 表学术水平的职称与社会人才需求脱钩。其次,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需要社会广泛监督。教师职称 与薪资待遇直接挂钩是一大惯例,教师职称高低 直接影响其收入水平,因此要将监督制度作为高 校职称评审制度完善的重要配套措施。下放权力 给高校之后除政府主管部门和高校内部自身的监 督外,不能少了社会监督,要让社会成为职称评审 的又一监督主体,多方合力保障职称评审条件的 公平、过程的公正和结果的公开,能够有效弥补政 府和高校对职称评审监督的不足。

  五、结 论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力下放是当今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是化解当前职称评审问题的良药,放权让高校教师获得自主评审自由,职称评审的行政主导逐渐向学术主导转向。在职称评审改革的过程中,评审标准体系的科学性、评审过程的合理性以及评审后政策措施的完善性时常影响着职称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为影响师资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瓶颈,无论是当前“双一流”与新工科建设,还是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转变都离不开职称

  评审改革。职称评审权力下放高校之后,教师职 称评审权力与自由共存、利弊共生,相关制度措施 在一定时间段内还不完善,政府需要在制度体系 上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督职责 和对高校的引导作用,为职称评审筑起坚盾的铠 甲。对于高校来说,教师是放权后的最大受益者, 将是职称评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如何避免出现 在职称评审中自己监督自己的现象发生并不断加 强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就有必要引 入社会各界和行业广泛参与和监督,明鉴职称评 审权在高校中的合理运行。

  参 考 文 献:

  [1] 王鸿政.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体系的探索[J]. 当代教育科学,2013( 9) : 44 - 46.

  [2] 叶芬梅. 建国 60 年高校教师职称制度变迁逻辑与制度反思[J]. 现代大学教育,2009( 6) : 33 - 36.

  [3] 张维迎. 学术自由、“官本位”及学术规范[J]. 读书,2004( 1) : 90 - 97.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具有教授或者副教授评审权的高等学校名单( 截至 2006 年 12 月) [EB / OL].

  [5] 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 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机关全员岗位聘任制实施办法》的通知[EB / OL].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答记者问[EB / OL].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EB / OL].

  [8] 温才妃. 高校改革: 取消行政级别该如何做“加减法”[N]. 中国科学报,2016 - 05 - 19( 5)

  [9] 茹宁. 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看我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J]. 高教探索,2011( 2) : 14 - 18.

  [10] 焦征法. 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J]. 中国高等教育,2013,( 23) : 26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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