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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高校职称评审的法律性质探析及司法机关对公立高校职称评审行为的审查限度

发布时间:2019-08-01 19:04

  职称是许多高校教师无法回避的“坎”,不可言说的“痛”。它是对教师学术成就的认可,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还直接关系到教师的收入水平,因 而,职称与高校教师的身份权、名誉权以及财产权等均有着密切关系。近年来,因高校职称评审所发生的纠纷时见报道,而在职称评审中教师权利救济途径又十分有限,目前主要有申诉、人事仲裁、行政复议以及诉讼等,但这些救济大多效果不佳,司法救济途径尤显不畅,此类诉讼大多无法进入实体审查程序。有的法院认为,教师职称评审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3号)所规定的受案范围,即不属于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如在“席淑芳与重庆市长寿区商务局人事争议”([2015]渝高法民申字第01817 号)一案中,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即认为席淑芳所诉“实质上属于行政机关与其主管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职称评定产生的争议,不属于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故驳回其再审申请。司法权作为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不应缺位。因而,有必要探讨公立高校职称评定中, 教师是否可以就其权利寻求司法救济这一问题; 若是可以,司法救济是否有其限度?

  【关键词】 公立高校;职称评审;可诉性;司法审查限度

  一、公立高校职称评审的法律性质分析要弄清公立高校职称评审行为的法律性质,首先得厘清公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公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法律关系概说

  高校教师与其所在高校的法律关系主要是指二者之间基于一定的法律行为或者法律事实而在彼此之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将公立高校的教师纳入国家公职人员系列,教师由行政机关任命与管理,教师与所在高校之间的关系主要由行政法来调整。公立高校属于公法团体(或“公营造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与教师之间形成“特别权力关系中的特别勤务关系”,高校可以基于特定的行政目的对教师行使总括性的命令、支配乃至惩戒[1]。

  在我国,公立高校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在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有着较大的差异。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是政府的附属机构,高校教师属于国家干部,教师与所在高校之间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高校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教师的身份也由原来的国家干部逐渐转变为专业技术人员,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向平权型的契约关系(聘任)转变[2]。但二者之间究竟在法律上属于什么关系,理论界还是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特殊的劳动雇佣关系说[3],劳动关系说[4],特殊的行政合同关系或行政法律关系说[5],特别权力关系说[6],等等。应该说,教师与高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多向的,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我国《教育法》第35条规定了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高等教育法》第46条至48条,也分别规定了在我国高校实行教师资格、职务及聘任三种制度,因而, 可以从这三个层面来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教师资格制度中,二者间是一种协助关系,即教师向 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申请资格认证,高校协助其办理相关事宜;在教师职务制度中,高校与教师之间是因职称评审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行政确认关系;而在教师聘任制中,二者间则是一种平权型的契约关系。当然,这几种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教师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教师资格,才有可能去 评定教师职务,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教师职务,才有 可能被聘任到相应的岗位上。因而,资格与职务制度是聘任制度的前置要件。在这几种制度基础上,高校与教师之间还衍生出其他的一些法律关系,如教师的薪酬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

  上述各种观点大多是在教师聘任制层面来理解教师与高校的关系的,这显然不够全面。即使学界讨论较多的聘任制,目前仍存在着诸多尚待明晰的问题,如公立高校与教师之间所签订的聘任合同是劳动合同、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理论界还不无争议[7],因为该合同既不能简单适用《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也不适用《公务员法》,二 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或人事关系。在教师聘任制度的大前提下,教师与高校之间传统的行政隶属关系在淡化,逐步转向平权型的契约关系。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教师职务制度中的职称评审问题。

  (二)公立高校职称评审的法律性质探析

  公立高校的职称评审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认定?目前学界仍然是见仁见智,尚无定论。对高校职称评审法律性质的主要观点有:行政许可、行政决定、特别权力关系、高校自治的内部管理行为、依申请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确认性的具体行政行为等[8]。这些观点不无可取之处,但似乎又均存在一定的缺陷。

  如“行政许可说”便有些难以自圆其说。一般而言,行政许可作出的主体为行政机关,只要某主体满足特定的条件,经行政机关依法审查后,便予以认可并准予其从事特定的活动。但在高校职称评审中,满足了相应的条件并不一定就能评上相应的职称,还要筛选与排除。能否从事高校的教学活动是职业准入的问题,以是否获得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为前提,而非以是否具备相应的职称为前提条件。况且,《行政许可法》第3 条中也明确将“事业单位的人事”事项排除在该法的适用范围。因而,该说不能成立。

  将高校职称评定视为特别权力关系行为的观点,主要是基于《高等教育法》第37条中所规定的高校可以 “评聘教师和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包括了评、聘两种行为。在组织安排教学、科研等活动中,高校与教师之间可能形成特别权力关系,但该理论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有其局限性与落后性。德国在该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重要性理论”,即在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事项时,应当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因而,对于诸如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之类涉及教师基本权利的事项,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是不适用的。

  公立高校职称评审是否为内部行政行为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德国的一般权力关系理论将行 政行为分作外部行政行为与内部行政行为,该划 分方法引入国内后,为国内法学界普遍接受。国 内划分内部与外部行政行为的标准主要是身份上 是否存在隶属关系,当行政主体基于行政隶属关 系对内部相对人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即为内部行政行为[9]。根据行为性质的不同,狭义的内部行政行为又可分工作性质与人事性质的两类,人事 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 任免、调动、奖惩等。一般而言,内部行政行为只 发生在行政机关内部,影响其内部,而不会对处于 外部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法律效 果。而职称评审无疑会对教师的权利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外部效果。根据1986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第14 条,《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章程》第1和第4条,以及1991年原国家教委、人事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继续做好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意见》第1、第3和第4条之规定,明确我国有权评定高校职 称的主体有两类:一类为有权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另一类是经授权的高校。这种形式在2017年有了较大改变。2017 年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 革的意见》,其中第6 大点中明确了要“下放职称评审权限”,推动高校等企事业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而政府只进行事后备案管理,不再对评审的结果进行审批。此外,2017 年3 月31 日,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教政法[2017]7 号)第4 大点中也明确规定了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从这两个重要 文件来看,国家拟将高校职称评审权完全下放到 高校,政府只进行事后的备案管理,而不对评审结果进行审批,换言之,高校对教师职称将拥有自主评审权。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对高校职称评审完全放手、不管不问了呢?显然不是,两个文件中均强调了政府对职称评审的监管,如在《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政府要“加强对自主评审工作的监管”,在后一个文件第8小点也强调了教育等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职称评审工作的监管。虽然政府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了各高校,但是还掌握着公立高校的编制权,事实上还是制约着高校对职称的自主评审权,高校只能在有限的职称名额内来评定,仍然是“戴着镣铐跳舞”。目前在有些地方进行的取消公立高校事业编制的改革,如果全面推广,或许会给高校职称评审权在一定程度上松绑,但还得看改革的方向与具体的成效。因而,高校通过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实施的职称评审行为仍然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授权性外部行政行为,而非纯粹的高校内部行政行为。

  (三)公立高校职称评审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确认行为

  目前,在公立高校职称评审中,高校作为授权的主体对特定教师的学术水平及专业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与评议,并作出是否授予其特定职称的决定。该评审行为具有较为典型的公法属性,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确认行为。所谓的行政确认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对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甄别,给予确定、认可、证明并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10]。

  有学者将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分为评审行为与授予行为两个层面,认为评审行为只是技术行为, 职称授予行为才是行政法律行为[11]。该划分有其合理之处,但由于现在绝大多数高校并没有实行评聘分离,一般评上某一职称就意味着会被聘上该职称岗位,享有相应的权利。在国家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各高校的背景下,高校在职称评审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职称的评审行为与授予行为将更趋于一致。

  因而,在公立高校的职称评审中,高校作为授权主体对特定教师的学术成就、专业能力等方面进行审查与确认,最后代表国家授予其相应的职称。在此过程中,教师与高校之间不是平权型法律关系,而是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的依申请的行政确认行为。因为,从主体来看,公立高校在职称评审中是经法律法规授权的享有一定行政权的行政主体。从权力性质来看,公立高校的职称评审权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权。从双方的地位来看,教师只有职称申请权,高校具有单方的决定 权,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从权责方面来看,职称 评审结果的最终决定主体与责任主体是高校。在高校职称评审中,职称评审委员会无疑会起到重要乃至决定性作用,例如在对于教师科研成果的认定,是否符合职务条件的判断等方面,均发挥着 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其行使的是一种学术性权力,是技术性行为。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今后职 称评审委员会由高校自行设置,一般为临时性机构,其本身只有评审权,而没有授予特定教师职称与否的最终决定权,也无法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而,在职称评定中,其权力主体与责任主 体仍然是高校,而非评审委员会。最后,从职称评 审的法律效果来看,职称评审结果会对特定教师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影响,该结果具有确定力、公定力以及拘束力等行政行为的效力。而某教师 一旦评上特定职称又会带来人身、经济及社会地位等诸多方面的利益,故又属于授益性的具体行政行为。简言之,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从法律性质来看,是一种特殊的依申请、授益性的行政确认行为。

  二、公立高校职称评审行为具有可诉性

  从一般法理来看,公立高校职称评审具有可诉性。“有权利必有救济”,这是法谚,亦为基本法理,在法治国家,司法权在其权力范围内应当给公民提供全方位的权利救济。根据 Ule教授的“重要性理论”,高校对特定教师职称晋升与否的决定,直接关系到该教师的身份、地位、收入等方面的重大利益,因而,当教师在职称评审过程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获得司法救济[12]。

  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立高校职称评审也应当具有可诉性。在高校职称评审中若存在侵害教师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属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2 条所规定的“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而非该法第13条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的行为,行政机关对工作人员的任免具有典型的行政隶属关系。前文已分析,高校与教师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关系,在聘任制度中是一种平权型的契约关系,而在职称评审中则是种特殊的行政确认,是种具有外部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受理了不少与教师职称评审有关案件,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以 “职 称评审”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截 至2018年6月15日,仅“行政案由”的判决书、裁定书就有44件。

  即使从会产生外部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角度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2号的基本指导精神,高校职称评审也具有可诉性。一般而言, 由于内部行政行为不直接对外产生法律效力,不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因而不具有可诉性。但前文已述,公立高校的职称评审不属于内部行政行为,而是一种会对教师的权利产生重大外部效果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使将职称评审视为内部行政行为,也是属于会产生外部效力的行政行为,根据最高院的指导案例22 号,也是属于行政诉讼中法院应当受理的范围。

  此外,不少国家和地区对于教师在职称评审中权利受损时能获得司法救济也多持肯定态度。如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院”就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教师权利的司法救济问题有一个判例,针对该案例,台湾“司法院”于1998 年7 月1 日公布了 “大法官议决释字第462号”解释,认为:各大学教师评审委员会对教师职称升等的评审系一种经法律授权的公权力行为,其对教师职称晋升与否的决定,对教师权益有重大影响,是一种 “行政处分”,为体现“宪法”保障人民诉权之意旨,当参与 职称评定的教师用尽行政救济途径仍不服者,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13]。

  简言之,从一般法理、法律规定以及各地判例来看,公立高校职称评审行为具有可诉性,司法机关也应当为教师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

  三、司法机关对公立高校职称评审行为的审查限度

  尽管公立高校的职称评审行为具有可诉性, 但毕竟职称评审与高校学术自治权所统摄范畴之间有着密切的勾连;加之职称评审过程所涉及的专业性很强,职称评审委员会是由各领域的专家组成,由其评审较之由法官来评审更具专业性、权 威性。因而,司法权对高校职称评审的审查,应当 遵循合法性审查以及司法谦抑性的基本原则,进行有限的、低密度的审查,主要审查职称评审是否程序正当,在实体上有无明显违法或显失公正的行为等。

  (一)基于“判断余地”的分析

  “判断余地”,也被称作评价余地、判断裁量、合理性判断余地、事实要件裁量等。该理论最早是由德国法学家奥托· 巴霍夫(OttoBachof)提出来的,他将“行政机关在使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过程中享有的不受法院的审查的涵摄自由”称为“判断余地”[15],认为行政机关在适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时,享有一种独立的、将司法审查权排除在外的判断区间,即“判断余地”。在此区间,行政法院 充其量只能审查该区间的界限是否得到行政机关的遵守,否则,司法权应当对该区间的行政权给予充分的尊重[16]。判断余地所包括的具体情形较多,包括:根据有关个性特征、能力等所作出的有 关个人品格的判断;行政决定的根据是高度人身性的专业判断,如法律规定为此目的成立的专门机构根据客观的法外标准对个人的成就、品格等作出的判断;由专家委员会负责对不确定法律概念作出具有最终约束力的判断;等等。严格说来, 高校的职称评审与判断余地理论的本意之间存有一定的差异,但还是可以纳入该理论范畴来进行探讨。因为职称评审行为是高校(授权的行政主 体)通过临时性专业组织(职称评审委员会)对教 师个人的学术成就、品格、能力等方面作出具有最终约束力的判断,在该判断区间,司法权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

  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行政权与司法权存在着分工差异。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主要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对于判断余地的司法审查也应当是有限的合法性审查,审查是否为判断逾越、判断疏漏或判断懈怠以及判断滥用[17]。换言之,即审查行政机关是否错误理解法律概念及判断余地、是否故意曲解其活动的法律界限等[18]。如果经过审查,发现存在判断瑕疵,可以要求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决定;若是属于判断机关享有独占管辖权的,法院只能要求行政机关给予答复,而不能直接 采取特定的措施。因而,“判断余地”的适用范围 主要为具有专业性、合议性、预测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等特征的事项,法院对此只能进行有限的司法审查。

  这一有限审查标准对于高校职称评审的司法审查同样适用。在高校职称评审中,评审委员会根据教师提供的论文、课题等业绩材料,对教师学术水平、专业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即为“判断余地”,法院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法院仅能对评审委员会是否存在明显的违法或者不当行为作出判断,法院在坚持合法性审查原则下,进行有限的实体审查和程序正当与否的低密度审查。

  (二)尊重高校自治权前提下司法权对职称评审的审查限度

  对于公立高校职称评审的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是:在尊重大学学术自治权的前提下,承认其在 职称评审中的判断余地,保持司法权的谦抑与克制,对职称评审行为进行合法性及程序性审查。司法救济应当是一种有效的救济,司法机关不应当去管那些它没有能力去审查或者审查不了的事情。因而,如何把握司法审查的法律限度,避免出 现司法权不当干预大学自治权、以司法判断取代学术判断的情况,是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大体而言,司法权对高校职称评审的审查主要体现为实体方面的合法性审查以及程序方面的正当性审查。

  1.实体方面的合法性审查。一般而言,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对教师是否满足相应的职称条件的评判是一种基于学术自治权而行使的自由裁量权,属于广义的“判断余地”范畴。对于此类裁量行为,因其带有极强的专业属性,如同样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哪篇质量较高、哪些课题的学术价值更高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由职称评审委员会来判断更合适、更准确,法院对此之评判则不免有“外行评判内行”之虞。但这并不意味在职称评审的实体审查方面,法院就完全无能为力、无所作为。哪怕像上述的专业性判断,如果当事人争议确有道理,以常识即可觉察其中的不合理性,司法机关也可以委托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特定领域的权威专家重新鉴定,根据鉴定结论再作出司法评判。

  司法机关对高校职称评审的实体审查应当是进行有限的合法性审查,主要审查评审主体、评审 条件以及评审结果等方面是否合法。对于评审主体,在国家还未全面将职称评审权下放到各高校的情况下,评审主体还主要依据《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章程》《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及其《实施意见》等予以设置,若非依此设立的评审委员会,则属于评审主体违法。在评审条件方面,现在虽然多数高校均有自己的职称评审条件, 但这些条件是否合法,是否超越了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司法机关也可以进行审查。例如,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7条规定,高校教师欲取得教师职务应当具备至少四方面的条件,其中包括“取 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以及“承担相应职务的课程 和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等条件,倘若在职称评审中将某一科研能力很强但不具备《高等教育法》所 规定的基本条件的教师直接评为教授,则显然属于评审条件违法,司法机关就此完全可以作出合法与否的评判。

  此外,法院也可以依据行政法的一般原则进行合法性审查,如根据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进行审查。各高校虽然可以在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制定自己的职称评审条件,但这些条件经过本校教师代表大会通过之后,应当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不应朝令夕改。例如对于论文、课题级别的认定、任职课时的认定等标准,在职称评审之前应当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不应当在评审中突击性地改变上述认定标准,将原先核心期刊论文认定为一般期刊,将国家级课题认定为省级,这显然违背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侵害了教师的信赖利益。就此,法院也可以作出合法与否的判断。

  当然,法院在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后,发现高校职称评审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一般不宜直接作出变更判决,直接判决授予或不授予特定教师某一职称,而应当对高校的学术自治权予以充分的尊重,可以作出确认违法或撤销判决后,以司法建议等方式令高校重新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2.程序方面的正当性审查。法院对高校职称

  评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其评审的程序是否正当。在一定意义上,对评审程序的审查是司法机关对高校职称评审审查的重点及主要方面。正当的评审程序是一种可见的正义,能够有效防止评审中的恣意与人情因素的影响,保障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增加评审结果的可接受性以及消解当事人的不满。正当的职称评审程序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证评审程序的合法性与公开性,保障参评者的知情权、听证权以及评审前的回避请求权和评审后的异议权等。

  首先,司法机关应当审查特定高校的职称评审中程序是否合法,这一内容属于广义上的合法性审查范畴,但此处所涉及的审查对象主要是评审的程序。当前,高校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程序主要法律依据是《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章程》及《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试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如《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章程》的第二、三、四章分别对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的组织、职责以及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如果某高校自行制定的评审程序与该章程的内容发生根本性冲突,则司法机关可对该高校的评审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断。今后,如果国家对高校职称评审程序另有专门立法,则司法机关可依该立法对特定高校的职称评审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

  其次,司法机关可以审查高校职称评审中是否保证了评审程序的公开,与之相随的是教师的知情权是否得到了保障。公开性原则是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秘密程序不是正当程序,只有充分保 障程序的公开性,才能有效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当然,由于职称评审的特殊性,参评教 师处于被评价的地位,故其参与权会有所受限,但 这并不意味着其知情权也可以被忽视。在高校职 称评审过程中应当保证评审信息公开:公开评审的具体程序、特定职称的评审条件、参评教师的名 单及其相关参评材料、评审的时间与地点、评审结 果等信息。至于评审的过程性信息则应当以不公开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理由如下:一是《专业技术资格评定试行办法》第17条中要求对职称评委会的会议记录及投票结果等做好保密工作;二是这涉及学术自治的范畴,司法权最好保持谦抑;三是 可能涉及评委的隐私、名誉乃至人身安全等问题, 故以不公开为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教师申请职称评审中相关信息公开的,法院基本上均未予支持,如在“陈世清与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履行法定职责纠纷”([2015]鼓行初字第67 号)一案中,陈世清向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申请公开党校系统职称评审的评审记录、法规政策文件依据等未果而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职称评审系党校内部管理行为,党校亦非行政机关,故裁定不予受理,二审法院([2015]榕行终字第196号)维持原裁定。在 “赵锦荣与南通市教育局不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一案”([2012]通中行终字第0040 号)中,赵锦荣向南通市教育局提交了公开1997 年以来全市中学高级教师职务评审材料(包括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投票表决材料、评审会议记录)等政 府信息的书面申请材料,对教育局答复不满而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投票表决材料、评审会议记 录是行政机关内部议事材料,二审法院认为这些资料属于国家秘密,属于不予公开范围,故均驳回 其诉请。法院的观点仍值得商榷,但从中不难看出司法机关的基本态度。当然,如果参评教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某一评委存在着受贿、恶意偏私等情形,司法机关亦可基于合法性原则要求公开其具体意见,进而作出综合评判。

  最后,司法机关还可以审查参评教师其他程序性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主要是评审前的回避申请权以及评审后的异议权是否得到保障。如果参评教师对特定评委的学识、人品等方面提出质疑, 或者认为其与某参评教师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利害关系,可以向高校提出要求该评委回避的申请。此外,当评审结果公布后,应当允许参评教师对评审结果提出异议,如果确系合法的、合理的异议, 应当组织听证会,听取其意见,并根据听证意见对评审的结果作出处分。如果高校未能充分保障参评教师的这些程序性权利,则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程序瑕疵的大小作出相应的裁判。

  简言之,法院在对职称评审的实体或程序进行审查过程中,只有在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职称评审存在着明显错误、严重瑕疵,足以动摇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前提下,才能作出否定性裁判。在学术自治范畴内,司法权应当对评审委员会的专业性与权威性予以充分尊重,保持必要的司法谦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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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项目“公立高校职称评审中教师权利救济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7YB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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