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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义”观念的现代伦理学价值

发布时间:2019-09-01 09:44

  谈到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尤其儒家道德思想时,人们的眼光通常被吸引到“仁”上面去,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和以家族主义为基本价值观的传统社会中尤为明显。但是,当社会发展到今天,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商业社会已经代替了传统的家族主义的农业社会,我们的价值中心应该从“仁”转到“义”上来。

  关键词: 义; 仁; 伦理学; 社会公德

  一、义的古代阐释

  义,甲骨文作 ,金文作 。就构字方式而言,无论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一般视之为会意字,如《说文解字》说,“从我,从羊”[1]639 。但从该字在早期甲骨文中的字形及其在甲骨文中 仅表示地名或人名这一现象看,该字最初作为 一个象形字来用也是可能的,即一人头戴羊角饰物。《说文解字》中许慎释义为“己之威仪”,这也更符合对象形字的解释。不管怎样,“威仪”表示的是人外表的庄重美观,也就是人外表的“合宜”,如此原始的义中就隐藏了“宜”的含义。当义有了更为抽象的“宜”的涵义后,其原 始的外在性含义交给了另一个字即“仪”来表达。对此段玉裁说: “古者威仪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仪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1]639以“宜”释义在中国思想史或学术史上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中庸》说“义者,宜也。”[2]28 宜即适宜,表示人的行为的适当与合理。贾谊在《新书· 道术》中说: “行充其宜谓之义”[3]303 ,东汉刘熙在《释名·释言语》也说: “义,宜也, 裁制事物使合宜也。”[4]47 朱熹《论语集注》说: “义者,事之宜也。”[2]52 既然义是指做事合宜,那么合义的行为就能给人带来利益,由此就有了古人义利统一的观念。如《易经·文言》说: “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5]24。《左传》说: “义,利之本也”[6]1460“义以生利”[6]861 “义以建利”[6]963。《国语》也说: “夫义者,利之足也”[7]290“义以,道利”[7]337 。

  以“宜”释义无疑是一种方便而浅显的解释,但在传统道德体系中尤其在儒家,义的含义 远非一个“宜”字所能表达和概括。孔子说: “见义不为,无勇也。”[2]60“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2]93 “见”字和“闻”字,说明与仁源自内心情感而不能完全由外部判断不同,义能完全鲜明地表现

  在行为上,或者说判断义与不义完全凭外在的 表现。孔子又说: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183 这里的 “义”明显是指合理的行为原则。孟子以“羞恶 之心”释义,与他人以“宜”释义并无原则性区别。“羞恶之心”即是人自我意识到自己的不合理行为时的感受,也就是人对自己“不宜”事情的心理反应,所以以“羞恶之心”释义是在心理层面的解释。然而孟子关于义的理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当时通行的“仁内义外”观点的反对。他的基本观点是: 义的行为对象是外在的,但义的行为源泉却是内在的。孟子“仁内义内”的观点是他对自己“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335 这一先验人性论的坚守。但是在对义作为行为正当性和正义性原则的理解上,孟子与孔子并无大的差异。他多次比义为路,如: “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2]340“仁,人之安宅也; 义,人之正路也。”[2]287 仁因具有情感性而被比作“人心”,因其基础性和根本性而被比作“安宅”。以此为对照,孟子比义作“人路” “正路”是强调义的行为原则性含义。

  关于义,董仲舒则有特殊的见解。他说:“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8]248 这就是他所谓的“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理 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8]244 - 245 董仲舒讲“义在我”,除 了词源学上义的“从羊、我”外,更主要的是他 认识到义作为一种行为原则需要高度的自觉性 和自律性。出于对义的理性自觉和自律性的认 识,董仲舒一反先秦“仁内义外”的说法而提出 “仁外义内”论。他说: “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 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8]248 很明显,他将 “仁法”称为“外治”,以其“安人”之故,将“义法”称为“内治”,以其“正我”之故。正因为义有此“内治”之功,董说: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8]257 这是义利关系的又一种新的理论。

  总上所述,“义”的含义从甲骨文到汉代有着如下发展: 由仪到宜,由义利统一到义利相对,由“仁内义外”到“仁外义内”。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古人潜在地认识到了义相较于仪的道德性含义、相较于利的正当性含义、相较于仁的理性特点和自觉自律性特点。

  二、义的现代阐释

  儒家丰富的道德思想应该成为现代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但是,要让传统的道德思想在现代发挥出最大价值就必需对之进行现代化阐释。根据义的古代论说,可以对义的内涵作三方面的现代阐释。

  首先,义具有“正义”性含义。义与仁是儒家思想中两个最为重要的道德观念,但遗憾的是孔子没有像论述仁那样多角度地解释义的内 涵。但是,从孔子关于义的多处谈话中我们还 是能寻到义的“正义”性含义。如“见义不为, 无勇也”[2]60 ,孔子的意思是若只知道何为正义何为不正义,但对于正义的事却不敢坚持,这就 是“无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71 君子行于天下,所遇之人与事,可与不可,完全取决于其正义与否。此即强 调正义是君子行为的根本原则,这与他说的“君 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相暗合。一个人如果没有正义原则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他说: “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2]166 没有正义感不仅仅成就不了事业,甚至会成为社会之害,所以又说: “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2]183 正是因为君子“义以为上”“义以为质”,所以君子能“行义以达其道”[2]174 。对统治者而言,正义是政治的根本原则,所 以说“上好义,则 民莫敢不服”[2]143 。而面对富贵,君子首先考虑的也是正义与否,所 以说“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2]97 这些地方孔子都是在“正义”含义上使用义概念的,这也可以看做是孔子对义的“正 义”性含义的间接阐释。

  相较于孔子,孟子的道德观更为理想和激进,所以在义的“正义”性含义上,孟子有更为鲜明地 表 达。 他 讲: “士 穷 不 失 义,达 不 离道。”[2]385 君子即使在困顿潦倒当中也要坚持正义原则。在讲如何培养“浩然之气”时,他说:中国传统“义”观念的现2代01伦9 年理第学价4 期值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2]233 浩然之气是长期坚持正义原则培养出来的。其所谓“浩然之气”,其实就是崇高的正义精神,因为只有崇高的正义精神才能使一个人“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270 也正因为义具有崇高的正义性含义,所以孟子主张“舍生而取义”。

  指出义中“正”的含义的首先是墨子。他说“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 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9]312《礼记 · 乐记》也 说: “仁以爱之,义 以正之。”[10]3315 而将义与正合为“正义”一词的是荀子。他说: “正义之臣设,则朝廷不颇。”[11]295 又 说: “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11]488正是因为义中有“正”的涵义,所以荀子将二字 合而为一成“正义”。继承孔子“君子义以为上”思想,荀子说: “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 是士君子之勇也。”[11]66 君子能做到不屈服于大权,不倾心于厚利,关键在于心中有正义,即其所谓“坚刚而不屈,义也。”[11]632 而对于国家政治而言,正义仍是第一位的,所以说“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11]361

  其次,义具有“合理”性含义。除了在“正义”意义上使用义,儒家很多地方则是在“合理”意义上使用义。孔子在比较君子和小人的不同时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73 君子知道什么为合理什么为不合理,而小人则唯利是图。因此孔子主张“见利思义”[2]152“见得思义”[2]174 ,即在利益面前首先要考虑获得这个利益是否合理。如果说孔子主要在义利关系上强调利益获得的合理性,孟子则在更大范围上展现了义的合理性内涵。他说: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297 只要合理,诺言可以不必兑现,做事可以无结果。在家族关系上他说: “亲亲,仁也; 敬长,义也。”[2]360 敬重长辈是合理的,故曰“义”。人生活于社会群体中,做一些与自身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但却关乎群体利益的事是合理的,故孟子说: “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2]380 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组成社会,是因为人人各有职分,而人人之所以能各守其职分,是因为职分的划分是合理的,所以他说“人何以能群? 曰: 分。分何以能行? 曰: 义。”[11]194

  最后,义具有“适当”性含义。当古人说: “义者,宜也”,这实际是强调了义的“适当”性含义。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指的是在已有原则的前提下行为的“合法”性,而义的“适当”性则指在事先没有明确规则情况下的“因地制宜”。《孟子》中有一段孟子和弟子万章的对 话: “万章曰: ‘庶人,召之役,则往役; 君欲见之, 召之,则不往见之,何也?’曰: ‘往役,义也; 往见,不 义 也。 且 君 之 欲 见 之 也,何 为 也哉?’”[2]328 在孟子看来,作为一个平民,应身份 相同的人的召唤去帮他做事是适当的,而以平民身份应召去见国君是不适当的,故前者为“义”,后者为“不义”。荀子说: “以义变应,知当曲直故也。诗曰: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 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11]48 - 49“以义变应”强调了义的因地制宜 性即其“适当”性。按照义的适当性原则,君子可左可右,无需一意孤行于前定路线。

  三、义的现代公德性价值

  儒家的“义”观念具有上述现代含义,因而对现代社会公德和整个道德文明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相对于古代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文 化,当前应建立一套以“义”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以适应现代国情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义对建设社会公德的意义是由义本身具有的社会公德性所决定的。义所具有的社会公德性可在与仁的内涵的比较中得出来。关于仁, 孔子说: “仁者,爱人”,孟子则以“恻隐之心” “不忍人之心”阐释之,可见仁直接源自内心的 情感,即今天所谓同情心、怜悯心之类。简而言之,仁是出自情感。关于义,《荀子》中记载,孔子观赏东流的河水时曾说: “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11]619 这表明,义是出于对规 则的遵守,是出自理性。义与仁的这一区别也鲜明反映在孟、荀等人对二者的对比解释中。孟子 说: “仁,人 之 安 宅 也; 义,人 之 正 路也。”[2]287 又说: “仁,人心也; 义,人路也。”[2]340 “人心”“安宅”强调仁的内在性、情感性,“人路”“人之正路”则强调了义的外在性和原则性。荀子说: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11]330 又说: “仁,爱也,故亲。义,理也,故行。”[11]580 在荀子的比较中我们也明显看到了仁的感性特点和义的理性特点。朱熹说: “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2]201“心之制”强调义的理性特点,“事之宜”强调义的行为的合理性特点。

  其次,二者在行为对象上也有较大差异。

  仁的行为对象是具体的人物,因而其“爱人”的方式是直接的,由此决定了仁的对象范围的个别性特点。而义的行为对象是抽象的原则,因而其“爱人”的方式是间接的,这决定了义的对象范围的全体性和整体性特点。仁就其价值原则而言是“博爱”,但就其具体行为而言则表现为“亲亲”“友友”之类。而义的行为不强调对具体对象的爱,而是着眼于维护集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淮南子·缪称》曰: “义者,比于人心而合于众适者也。”[12]383“比于人心”强调义的行为原则的普适性,“合于众适”强调义的行为对象的社会整体性。《国语· 晋语》说: “义,广德也。”[7]359 这也是古人对义的道德效用广泛性的一种表达。鉴于此,就具体行为层而言,仁只能算是“小爱”,而义则是“大仁”,因为义超越了对具体的个体人的感性之爱,而升华为对社会全体的理性之爱。

  仁、义之间的这种差别往往会导致二者在现实中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有时表现为舍“仁” 取“义”,如“大义灭亲”之举,有时表现为舍“义”取“仁”,如“父子相隐”之事。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舍“仁”取“义”“大义灭亲”永远是被推崇和赞赏的。《左传》载: “仲尼曰: ‘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 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平丘之会,数其贿也,以宽卫国,晋不为暴。归鲁季孙,称其诈 也,以宽鲁国,晋不为虐。邢侯之狱,言其贪也, 以正刑书,晋不为颇。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 ’”[6]1517 孔子对叔向“不隐于亲”“杀亲益荣”的行为称赞为“义”,这也说明孔子虽有时在无奈之下也主张“父子相隐”之仁, 但他真正崇尚的还是“大义灭亲”之义。

  义相较于仁的理性、超越性和公德性在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得到彰显,这除了与中国社会的家族主义和小农经济特点相关外,也与仁、义 概念混淆不清有关。仁、义不分甚至以仁释义早已有之,如《商君书·画策》说: “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 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13]113 - 11 这是明显的仁、义不分。由此,民间话语也有“你不仁,我不义”之 说,也是仁、义不分的表现。此外,将义混同与“肝胆侠义”,便有了“义气”之说; 将义混同于忠,便有了“忠义”之说。这样,义就完全被掩盖 在更为感性和具体的德目之下,而其正义性、合 理性的本质内涵却得不到彰显。

  中国传统义观念的单薄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公德状况。人们对自己的亲人、朋友和熟人很容易伸出援助之手,但对很多公益事业却鲜有热心。对那些诸如家暴、虐童、伤害无辜等“不仁”事件很容易义愤填膺,而对大量“不义” 行为却能容忍或默许。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状况,要让国人知道何为“仁”何为“不仁”,更要让国民明白何为“义”何为“不义; 要让国人知道没有私德、人情冷漠的“不仁”社会固然可怕,更要让国人知道没有公 德、人情至上的“不义”社会更为可怕,它会毁中华民族于无形之中,让“中国梦”最终破灭。

  【 参 考 文 献 】

  [1]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12.

  [3] 阎振益,钟夏. 新书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00.

  [4] 刘熙. 释名. 北京: 中华书局,2016.

  [5] 阮元. 十三经注疏: ( 一) .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6]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16.

  [7] 徐元诰. 国语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2002.

  [8]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 北京: 中华书局,2015.

  [9] 吴毓江. 墨子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06.

  [10] 阮元. 十三经注疏: ( 三) . 北京: 中华书局,2009.

  [11] 王先谦. 荀子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12]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2013.

  [13] 蒋礼鸿. 商君书锥指. 北京: 中华书局,2014.

毕业论文:http://www.3lunwen.com/zx/llx/3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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