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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卡斯特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批判

发布时间:2019-08-31 13:13

  以数字化网络体系和金融性货币链条的脱域性结合为前提的资本信息主义,对当代西方会发展模式之结构性转型的主导与宰制,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有关发达资本主义城市演进态势的重要理论预判。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 年代末,他就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基本事实: 即“在信息主义之下,财富的生产、权力的运作与文化符码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依赖社会与个人的技术能力,而信息技术正是此能力的核心。

  关键词:信息网络 二元城市 虚拟资本 发展模式 价值剥削

  并且,占主流优势的网络化逻辑转化了所有社会与经济生活领域。”[1] 也就是说,信息技术作为决定“财富- 权力- 文化”共轭结构之变迁轨迹的关键影响因子,从根本上颠覆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城市景观的传统地理学想象。按照卡斯特的理解, 后者无疑指涉以下两方面彼此相关的内容:

  其一, 脱胎于工业生产模式并最终取而代之的信息交互网络,作为现代金融体系平稳运行的关键环节,在强化实体资本虚拟化进程的同时,凭借与货币流通走势相关的信息传递- 接收机制在社会差异性人群中的不均等分布,加剧了无常的市场环境对城市各空间单位的地理性极化作用。该状况直接呈现为,“动态的经济场域内分别隶属不同板块的劳动过程,将在城市空间中呈现出尖锐的分野:充分介入网络且以信息为基础(information-based)的正常经济,和被排除在外并以底层劳动为基础(downgraded labor-based) 的非正常经济。”[2] 这无疑表明,为数字化仿真符号编码的货币逻辑不仅在虚拟资本被数据化的浪潮中,通过后者对自身的二次虚拟化作用,取得了凌驾于城市空间之上的绝对物神形态;而且在社会发展模式激烈转型的趋势下,将原先的劳资对立重新具象化为占不同信息份额的市场性主体在城市景观中的区位性隔离。[3] 其二,已然与金融操控职能相对接并促使社会变迁轨迹发生历史性转折的信息更新系统,又要求资本剩余价值的实现途径同网络回路中的相关知识性创新建立结构性的对应关系。从而,“在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属性作为核心要件植入到占有信息的劳动文化背景的前提下,使信息自身成为生产力”。[4] 据此,营造出资本信息网络对社会财富积累节奏的常规性干预效应。如此一来,因社会分工而具有不同知识创造潜力和信息掌控能力的城市差异性群体, 在被迫分散至信息- 资本网络之等级性节点之后, 又于数字化虚拟场域的持续规训下,对资本加诸于己的异化社会关系进行反复地再生产。其实质, 毋宁是资本通过信息媒介在现实的城市空间规划中,对社会两极分化状况的维护。

  事实上,数字化信息网络与金融性资本逻辑的媾和及其对传统社会景观的冲击,就是要在马 克思所指认的“生产力- 生产关系”结构的两端, 同时找出资本剥削机制得以长久运行的全新可能 性。而后者在卡斯特看来,恰好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的二元城市体验。作为资本信息主义的空间性表达,它“并非简单的是城市社会结构中的贫富并置、雅皮士和无家可归者的共存, 而毋宁是增长与衰退共时态链接的结果。”[4] 这意味着一个更为阴险的城市剥削空间将通过虚拟的“资本- 信息”介质得以生成。其中,资本逻辑的真实张力虽然持续增大,但与之耦合的数字网络却将之投射于虚拟的信息镜像当中。于是,在货币与数据、价值与信息双重倒错的二元城市景观 内,社会危机的源头与后果就分别处于不同的空间向度。进而,为资本转嫁社会风险与规避政治冲击提供了柔性的缓冲。

  一、资本形态更迭与群际区位划分: 信息网络的极化与二元城市的端倪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工业主义向信息主义的历史性跃迁。对于资本财富增殖与价值剥削机能的制度性赓续和策略性转向,卡斯特不无疑虑地指出,决定当前西方城市空间布展的权力结构,已然让渡于能够决定社会制度并对个体行为规范起导向作用的信息符号体系。[5] 也就是说,以资本空间性生产和信息脱域式传递为基本特征的现代资本运行方式,已然颠覆了寓于特定地缘节点并与资本某一生产部类相凝定的市场性主体之于社会景观的传统地理学想象。它“不仅将资本主义外部和之前的部分纳入自身当中,而且通过对先前相应制度与组织形式的改造,产生出了全新的部分。”[6] 而所谓“全新的部分”在卡斯特看来,首先表现为高度复杂化的信息交互网络对日臻完善的金融流通系统的干预乃至操控。其中,涵盖了与资本形态更迭相关的两个环节:

  一方面,在资本弹性积累的过程中,与特定区位相契合的某一商品生产门类自身价值的积累过程,与它在资本空间体系中的周转状况密切相关。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空间结构本身却作为阻止进一步积累的障碍被创造出来。”[7] 这集中表现为,与特定时间段内的资本生产节奏不符且对之产生阻滞效应的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以及妨碍商品广域性流通的城市外在空间壁垒。鉴于此,对不合时宜的城市景观进行间歇性的调整,无疑是加速资本增殖并推动资本扩大再生产规模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地缘结构上支离破碎的小型实体性资本,显然无法承担如此大规模的长期性投资。

  [8] 它需要以大型金融机构和国家政治组织为中介,为财富的有效整合提供资金与制度的保障。于是, 当金融机构与国家政权的联合体成为调节资本各级循环的中枢环节时,由金融信贷业的不断膨胀所产生的虚拟资本流,就不可避免地对实体资本进行了置换。[9] 这又进一步佐证了,“随着社会财富的累进增殖,在数量和规模等方面不断扩大的实体资本,将促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产生更加复杂的信用机制,而后者就构成协调资本周转与价值实现过程的关键环节。”[10] 其重要作用,就是消除资本周转的空间摩擦,并将分散于不同地缘节点的资本各组成部分,整合进平滑的货币空间当中。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信息网络向城市空间结构的植入,用于优化资本灵活积累的虚拟货币体系,就再次被数字化的信息共享场域所形塑。如此一来,“ 资本、生产, 以及信息流在这些节点上出出进进的流动,根据它们能产生的价值或者它们能避免的损失提高或降低它们的流通量和速度”,[11] 就构成资本规避市场风险的主要途径之一。换言之,货币循环图景的信息化,意味着在城市地缘结构中弹性积累的资本,自身的二次虚拟化。它将产生双重后果:其一,是直观的货币价值与潜在的信息价值彼此能够相互让渡。这突出地表现为,不同区间内的个体掌握信息程度的高低及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他在市场竞争中所获价值份额的大小;此外,具有明显战略意义的信息本身, 同样能够作为商品参与到市场交换体系当中,进而为其持有者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12] 其二,是现实的城市地方空间与抽象的网络信息空间彼此能够相互替换。显而易见的是,高度发达的数字化网络,将使文化、历史因素与特定的地域结构相脱节,并以拼贴的形式将其纳入自身功能性体系当中,从而以空间重组的形式产生与传统的“地方空间”相区别的“流动空间”。[13] 如此一来,日趋信息化的货币循环机制,与逐渐脱域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就使资本的弹性积累,在复杂多变的城市地缘格局中显得游刃有余。而与资本、信息以及货币体系紧密结合的城市化进程,则在由网络代谢循环结构所主导的去疆域化和再疆域化过程中,[14] 逐渐为更加隐蔽的资本剥削网络所钳制。进而,强化了资本逻辑对城市各地理节点的集中操控。

  对于卡斯特而言,从实体资本到虚拟资本及至信息资本的嬗变,标识了资本权力对城市体验的全新褫夺方式正通过数字化编码途径逐步得以现实化。而导源于分散性资本的金融性整合,并最终介入虚拟货币体系的信息网络图景,不过是资本空间权力结构自我调整的产物。它围绕一种潜在的剥削关系得以建构,并以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为前提,持续地维系了对剩余价值进行无条件占有的不合理机制。[15] 其最终指向,就是在符号化的“货币- 信息”介质对真实的社会经验予以消解的基础上,彻底湮灭个体与城市间的直接对应关系。从而,为资本逻辑的物神形态提供无障碍游弋的空间载体。按照卡斯特的理解,这无异于虚拟资本空间对真实城市空间的非法取代。与此同时,随着被信息化的虚拟货币体系对个人财富持有量的决定作用愈发显著,受货币流与信息流双重制约的城市内人群,必然在以下两个方面陷入空前的地缘对峙状态:

  其一,以金融信贷体系为中介的虚拟资本, 在整合零散的个体性实体资本之后,利用城市不同群体对同一市场信息网络参与程度的差异,使能够产生价值增殖的货币流,向优势区位的资产阶级那里选择性集中。在卡斯特看来,该状况与信息社会的区段化效应密不可分。对此,他曾专门就其性质指出,“这种区段化的特征乃是双重的移动:一方面,有价值的领域和人口区段连接上价值创造与财富获取的全球网络。另一方面,以网络里的价值为标准,没有价值或不再有价值的一切事物和人口便脱离了网络,最后被抛弃。”([12], p.156)而这通常以区际间的掠夺性积累为前提。反映在当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城市的优势区位较之于落后地区,在关乎市场竞争成败的信息共享渠道方面,始终占据有利地位。于是, 在被虚拟的“信息- 货币”网络修饰的城市空间当中,它们自然能够根据业已数字化的市场图景, 任意操纵货币循环体系的具体走向。进而,从其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网络信息体系与二元城市结构它空间中为本地区的强势阶层攫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16] 这一残酷的事实这不仅说明,信息传递网络在城市空间内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等级属性, 更折射出“为信息主义图绘的世界,不过是财富被极权所裹挟的异化空间。”[17] 正是在不均衡的信息分布与可操纵的货币循环,共同构成的投机性市场中,资产阶级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本都纳入到一个由统一的权力中心所调控的等级化体系当中。这就在罔顾底层群体利益的情形下,推动了虚拟的资本与空间景观彼此媾和。[18] 它们同信息网络一道,共同形成当代西方城市政治体系的经济性座架。

  其二,以网络信息结构为支点的虚拟空间, 在逾越现实的地缘壁垒之后,通过建构凌驾于各城市节点之上的货币流通体系,强化了劣势区位的底层群体,对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资本景观无意识的接纳程度。值得一提的是,为高速流转的信息- 资本裹挟的城市弱势群体,通常将城市空间“体验为一种令人迷失方向的‘垃圾空间’,但在不受限制的市场的庇护下,它却又是一个受到密 切监视的区域。”[19] 与之相应,能够跨越空间壁垒且不受距离限制的虚拟信息网络,则是资本的高效流通的始作俑者。况且,在具体的资本经由抽象的货币,向虚拟的信息转化的过程中,与资本积累相耦合的城市空间,其性质同样发生了从固定的“地方化”向流动的“脱域化”的嬗变。如 此一来,随着虚拟化的“资本- 货币”网络与现实的城市空间彼此疏离,城市人群(尤其是底层人群),对资本逻辑的地理定位就愈发不清晰。加之 异化的“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20] 这 就导致,城市景观演变为个体无法把捉的虚拟性“物自体”。它“是在生存条件的实际变化中对无意识的保护,它是自身的产物,并且制定了自己的规则:它是一个假神圣的实体。”[21] 在这样的情形下,受货币体系裹挟并在信息网络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城市底层群体,自然无法摆脱虚拟的市场环境加诸于己的无情压迫。而更为悲惨的是,他们在现有条件下,只能对此保持无意识性的接纳态度。这在卡斯特看来,不啻为“改变劳资关系并把可能保护底层群体的机制转化为弹性配置机制的信息主义,对劳动者集体地位的破坏。”([4], p.280)

  显而易见,无论是城市区段化效应导致的财富选择性集中,还是作为其前提的资本脱域化态势引起的群际对峙,它们均预示着以社会两极分化为主要特征的二元城市格局即将出现。作为金融- 信息网络内在不平等结构的地理性投射,后者反映出由货币周转节点链接而成的数字化虚拟空间真实的剥削属性。在卡斯特看来,它同时意味着占据“资本- 信息”网络有利位置的“专业性和管理性强势群体同不断增长的底层阶级在同一空间范围内的共存。并且,揭示出共享相同空间但在生活样态与社会结构性地位方面却天壤之别的社会各群体,获取城市资源的拮抗性。”([2],p.288)因此,与金融资本链条媾和的信息网络体系之于城市群体的极化作用,不啻为资本空间矛盾的隐喻。它以“货币- 信息- 空间”三者间有关真实抑或虚拟的倒错关系,充分展示出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二元城市景观的政治性端倪。

  二、价值实现转向与社会壁垒重构: 信息网络的僵化与二元城市的呈现

  对资本逻辑的当代历史走向与空间布展具有阶段性决定作用的信息主义,之于二元城市格局的地理性规划,实则从虚拟的网络空间和真实的社会环境彼此交汇的临界点处,预演了资本不平衡发展的全部过程。它表明,“在不同的层次,尽管任何一个分离的地域在转向资本主义之前都为历史条件所给定,但在内容与形式上它们却最终都为资本所操控。作为抽象劳动普遍化的必要条件,在一般的价值形态中能够承载特殊社会活动的差异性绝对空间无疑是资本发展的逻辑必然。”[21] 换言之,高速运转的货币、数据及其衍生的流动信息体系,对现代城市景观的等级性规训, 不啻为资本为维护剥削制度而采纳的全新空间性策略。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数字化信息场域下,被网络极化的城市差异性群体同他们各自所属等级性区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在“资本- 信息”链条中处于劣势的阶层,为何无法改变或摆脱不合理的城市规划加诸于己的不利处境?这在卡斯特看来,不啻为资本形态嬗变过程中,虚拟的信息节点同真实的空间坐标,因相互对接而不断产生倒错现象的消极后果。其中,涉及三方面彼此相关的内容:

  首先, 是由信息的生产力效应推动的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为非正义社会分工所催生的阶层壁垒的固化。对此,卡斯特曾专门指出,“互联网优于其它沟通媒介的附加价值,正是它具有时效性的信息生产,以及信息化过程中对与利润相关的知识创新的强大输出能力。而这对于重构经济生产模式、文化创造机制乃至政治决策体系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22] 言下之意,以资本生产为座架的西方社会发展模式从工业主义向信息主义的跃迁,其标志性事件就是与利润获取密切相关的知识创新,将构成生产力的直接物质性力量。它询唤剩余价值, 并使之在空间镜像中合理合法化。[23] 如此一来, 知识的创新程度及其在市场信息网络中的转化节奏,就成为资本交往体系进行价值评估的主要参考依据。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因循资本分工法则而被迫处于商品生产诸环节的城市差异性人群,通常具有不同的知识创新潜力和信息参与水平。这在资本主义以一贯之的“价值与无价值的人与地方间鲜明的区分机制”,和以此为前提的“信息、财富与权力的网络,对不同的经济与社会区段接纳于内或排除在外的支配功能”之下,

  [24] 势必引起所谓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尖锐分化。

  根据他们各自之于“资本- 信息”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卡斯特分别冠之以“决策管理者”与“无标签劳工”的不同称谓,并专门就二者不平等的空间定位做出说明:

  “精英之间的接合与大众之间的区隔化和解体,似乎是我们社会中社会支配的孪生机制。空间在这种机制里扮演了基本的角色。简言之,精英是寰宇主义的,而人民是地域性的。权力与财富的空间投射到全世界,大众的生活和经验则根植于地方,根植于他们的文化和历史之中。”([12],pp.509-510)

  显然,卡斯特在此明确了居于不同虚拟信息节点的两极分化群体,同其可能隶属的真实空间坐标之间的辩证对应关系。应当说,这是关于权力结构和空间布展的双重想象。并且,“按其双重性的事实来说,它一方面是有关空间之自由的想象,一方面是有关‘一个人自己的地方权力’的想象。这种双重想象在运作时是有利于原本是强者的一方的。 至于来自所谓世界边缘的穷人和没有技能的人,则一方面受到训导,开放自己的边界,一方面又被告知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原地不动。”[25] 不难看出,以信息或知识生产力化为主要特征的当代资本积累模式与评价机制,对二元城市格局或社会阶层壁垒的维护,实则加剧了现存劳动分工秩序对城市底层的戕害。既然“全新的信息技术范式中的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旨趣, 是给定社会组织(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笔者注)对其劳动力的教育和动员”,([4],p.264)那么原本在资本生产序列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将同时遭受被“资本- 信息”体系隔离(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与机会匮乏而无法与知识创新同步)与规训的双重厄运。从而,在无法突破“阶层- 地缘” 樊篱的状况下,陷入持续被剥削的恶性循环当中。

  其次,是由信息的决策力效应推动的劳动人口组织方式的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不合理群际 关系所激化的斗争条件的弱化。应当说,以知识创 新为轴线的价值积累模式转向,必然要求介入网络 体系的资本生产与组织形式发生结构性的嬗变。而 这通常意味着数据共享回路对传统劳资关系的重组,以及与剩余价值绑定的信息更新机制对社会秩 序的决策和管理。鉴于此,卡斯特在综合分析一系 列典型社会现象的基础上专门指出:

  “发展的信息化模式分离了工作和管理, 于是不同的任务就反映在不同的地点并且通过信息或发达的通讯技术而聚集。在家工作或在交往中心工作、生产的区域性差异,以及管理与信息生产单位在专门地点的集中, 都将是资本- 技术精英全新的空间模式。更有甚者,世界性的资本生产模式的整合与扩张,将促进劳动的国际分工以及生产的等级性组织……转化为更为有力的资本非物质性财产:货币。”[26]

  无独有偶,资本逻辑凭借等级性的信息交互平台,不仅建构出与“精英- 大众”二元分立的社会群际格局相适应的“决策- 执行”分工体系,而且在劳动区域性集中的前提下,分别冠之以不同的地理性标记。从而,使刚性的劳资矛盾转化为柔性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之后,再度具象化为城市职能性区间的地缘性张力。作为一种社会再结构的过程,它同时意味着享有决策垄断权的精英对优势区位的无争议占有,和被排挤的大众向劣势区位的结构性迁移。于是,在资本的弹性积累模式下,“信息化的世界就能强化对脑力和体力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网络信息体系与二元城市结构动的历史性区分,并在具有极化作用的隔离性机制下,给予知识化的信息以决策性的操控功能。”

  ([4],p.279)至于信息决策力的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意欲完善剥削体系的隐性政治表达。后者以数字符码的形式传递出压迫性的城市空间想象。如此一来,围绕已然生产力化的信息决策机制而展开的社会关系重组,就将自身转述为与现实经验似乎无涉的虚拟镜像。在这样的状况下,被迫接受“资本- 信息”双重规训并因此丧失城市体验的普罗大众,就只能成为货币流通的数据性节点。他们是游离于信息决策与管理中心之外的非人格性存在,并以遗忘生产劳动的真实性与整体性为代价,促使商品拜物教完成对城市景观的全面修饰。[27] 此时,随着劳动(尤其是异化劳动)的现实内容被虚拟的信息决策体系所抽离,寓于其中且本该不断激化的大众反抗运动得以爆发的条件, 就被彻底削弱了。按照卡斯特的理解,这不啻为资本信息主义的又一狡计:它一方面促使“人们的经验仍旧局限于多重的、隔离的地域,且被抑制和片断化在其存在及意识之中”;([1],p.186)另一方面又依托信息网络的决策力量,刻意营造出凌驾于社会空间之上并能够转嫁政治风险的虚拟性操控场域。惟此,只有通过激进革命才能予以颠覆的资本生产关系,就伪装成与现实疏离的无意义靶标,而“象征符号则以一个如此周全的网络包围了个体的一生, 它们给出行动的法则让他遵循以致他还未到达的将来。”[28]

  再次,是由信息的文化力效应推动的城市群体认同方式的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为排它性身份定位所触发的利益分歧的泛化。毋庸置疑, 转化为物质生产力并具有决策垄断权的资本信息网络之于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干预,实则是数据性的文化符号对社会交往体系的策略性修饰。而这在卡斯特看来,毋宁是信息网络的编码与整合作用乘虚而入的契机。对此,他不无疑虑地指出, 已然被市场竞争机制碎片化的城市空间景观,在高速运行的虚拟货币与信息矩阵中对自身秩序的重构,不啻为与资本逻辑耦合的文化权力间彼此博弈的结果。后者意味着“信息时代的权力战斗是文化的战斗。”而“文化做为权力来源,以及权力做为资本来源,构成了信息时代新社会层级性的基础。”([1],pp.416-417)换言之,网络镜像下看似均质的信息符码,实际上标识出城市差异性群体各不相同的文化归属。它围绕资本逻辑的竞争性与排它性原则,将个体或阶层间日趋白热化的利益分歧转述为虚拟的文化张力。

  于是,在信息场域内,线性的劳资冲突就离散化为具有迥异文化认同的多元群体之对抗性的“统治- 被统治”序列,并进一步在国家、阶级和社会群体自我认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不必要的张力。这既意味着精英的政治利益能在错综复杂 的权力博弈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平衡,又揭示出大 众的阶级团结将在分崩离析的身份认同下毫无悬念地趋于瓦解。([5],p.312)据此,从“文化- 权力- 信息”三者统一的视角出发,卡斯特专门强调,“结构性的城市二元主义并非是两种社会的世 界性后果,而是在社会一般体系之多样性中,为信息文化所裹挟的空间碎片化,以及由此引发的 群际认同界限的尖锐对立。它是一种多维度的现 实。并且,只有在结构性的二元主义由两极的辩证关系向立体的倒错关系转化的过程中,才能得以理解。”([2],p.309)况且,被信息网络文化刻意扭曲的城市社会景观,进一步丧失了被自身 进行总体性把握的可能性。它把自己溶解进无法 对其产生有效反思的抽象空间当中。[29] 在这样的情形下,混乱无序的文化思潮与城市被亚文化扭 曲的差异性空间,就共同营造出旨在消弭阶层壁 垒的虚拟空间。它们文化符号景观的形式反映出, 城市已然在非现实的领域被肆意考量、篡改或被隐藏于空间社会意义之下的消极事实。[30] 以此, 实现作为资本文化载体的信息网络结构对城市群 际利益分歧的不合理泛化。

  从本质上来看,分别以生产力、决策力和文化力手段对二元城市景观予以刻意维护的资本信息网络,实际上扮演了强化资本空间权力的负面 角色。它隐藏着一条有关价值积累绝对优先性的 逻辑关系:即只要资本充当社会座架的角色,那么 “没有据此被整合起来的知识体系将无法获得任何价值。 至于嵌入社会结构并借此发挥作用的信息技术,则始终处于货币力量的界定范围之内。”

  ([23],p.7)由此可见,虚拟的网络空间与真实的城市空间,不过是资本抽象权力自我具象化的两个方面。它们不仅折射出所谓的二元城市格局是资本与劳动、虚拟与真实之间倒错式的对接,还揭示了看似开放的信息体系,将沦为僵化的技术官僚主义表达自身的物质性载体。故而,资本信息主义下,二元城市的最终呈现及其对城市阶层壁垒的地理性重构,必然标志着资本的空间权力将以不可测度的形式占据空间的制高点。

  三、权力形式嬗变与政治风险转嫁: 信息网络的泛化与二元城市的危机

  嵌入网络空间的资本逻辑对二元城市景观的营造与维系,实则突显出占据信息传递和共享序列顶端的资产阶级,对已然在数字化场域中因多元身份认同而趋于离散的普罗大众所具有的绝对统驭力。它既意味着货币权力对信息文化的非法挪用,又反映出文化载体对资本政治的自觉整合。按照卡斯特的理解,经过数字化结构修饰且与信息主义耦合的资本政治权力尽管被虚位化,但“权力本身并未消失。在一个信息社会中,它变得铭刻在一个根本的层次上:在文化的符号中。而这些文化符码再现了人们与机构/ 制度的生活与决策, 包括了政治决定。”([1],p.416)换言之,假虚拟的信息文化之手,资本不仅最大限度地攫取了掌控城市日常生活的政治威权,而且还通过拟象的方式将之藏匿于无法轻易测度的知识更新体系当中。于是,伴随着二元城市空间内劳资冲突的加剧, 以及由此引发的碎片化利益旨趣同市场总体性干预之间的不对等效应,传统的资本权力形式必然发生结构性的嬗变。而后者又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风险转嫁密切相关。按对象划分,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 是城市权力主体实现了从狭义的资产阶级向广义的技术精英的让渡。不可否认,虚拟资本与网络媒介的媾和彻底改变了价值剥削的空间路线图。而由此衍生的“后果之一就是确立了一种在地理学中得到反映的特殊的权力/ 知识关系, 即一种轨迹相互交叉的权力几何学。”

  ([25],p.89)加之作为知识载体的信息体系所彰显的生产力、决策力与文化力功能,原先在具体情境中直接发生的剩余价值榨取事件,必然以对知识或信息的有效把握为前提。如此一来,所谓的价值剥削就被视为,占有并操控信息和据此攫取市场利益这两个环节的有机统一。于是,主导该过程的群体就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而毋宁拓展为更加宽泛的管理- 技术性阶层。针对后者的性质及其与普罗大众的关系问题,卡斯特在有关二元城市的一般议题中专门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这一全新的管理- 技术性阶层……并非任何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它只是一种形塑市民社会的基本的同质性阶层。其功能性角色的空间链接及其在多样的特殊空间中的文化价值,为其霸权提供了可见的以及物质性的条件;与之相反,处于社会与空间碎片底端的再结构的劳动力则将自身的认同定位于作为它者的信息经验之外。……这就是二元城市的实质:既由被瓦解的片断性劳动力同被整合进当前经济结构的全新劳动元素之间的对抗。”([2],p.311)毫无疑问,卡斯特在权力主体更迭的过程中, 发现了资本信息网络能够持续维系二元城市格局的内在机制:即所谓的“全新劳动元素”对劳动力的“再结构”作用。反映在现实的城市社会层面, 这集中体现为支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资本弹性积累模式,对低端劳动形式的策略性削弱,以及对专业群体趋利性联合的制度性加强。从它产生的效果来看,由此引发的对抗关系不啻为二元城市之剥削属性的空间性预演。其中,作为财富与权力核心的中心空间,必然要以消弭空间障碍的方式,巩固它对边缘空间的操控地位。([27],p.49)至于制度本身的构成性要素,卡斯特认为“这既是政治性的压制与整合,又是技术性的更迭与管理对全新生产技术体系的开启。”([26],p.312)二者作为重构现代城市权力结构的条件,为资本的全面扩张提供了崭新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 为资本信息主义推动的城市权力主体转向和劳动形式重构,实际上是以强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劳动分工格局为前提的政治风险转嫁策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既然“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而分工则使这种劳动片面化, 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20], p.495)那么,围绕信息传递和共享序列所产生的管理- 技术精英与低端劳动群体的分化,以及他们分别在不同城市区位的聚集,就可视为资本劳动分工的空间性投射。

  问题的关键在于,信息网络的虚拟属性却使传统意义上的不合理劳动分工及其所标识的相对鲜明的阶层对立,呈现出动态的不确定性。它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网络信息体系与二元城市结构方面从名义上取消了处于“资本- 信息”链条顶端的精英阶层实际具有的统治阶级地位,转而以利益共同体的称谓向普罗大众传递出所谓“人人皆可参与其中”的可能性。这就最大限度地淡化了底层劳动群体的反抗意识,并使之自觉加入到资本逻辑规划的所谓“上升途径”当中。于是,在“一场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对话内”,逻辑上已然先天凝定于不同空间单位的群体尽管“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传达出他们的意愿和期望,”但这 不过是囿于资本城市秩序的狭隘浅见罢了。([3], p.104)后者不可能摆脱资本加诸于己的残酷剥削。另一方面,卡斯特同时强调,与阶层分布的动态性和价值积累的灵活性相一致,由信息技术引起的弹性效应的增加,将迫使劳动者自身在资本生产体系中必须具备更大的弹性与灵活性,才能勉强的以生存。如此一来,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劳动者自身的权益必然会逐渐失去制度性保 障。([12],p.343)也就是说,随着数字空间与城 市空间彼此对接的深入,处于虚拟与真实临界点 的普罗大众将承担金融资本体系全部的负面效应。他们在不平等的信息场域中有关“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 属性”。[31] 而后者则使其丧失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周旋的政治性砝码,转而沦为城市二元格局内资本 转嫁自身危机后的残余。

  第二,是城市权力形态实现了从刚性的威权压制向柔性的日常规训的跃迁。卡斯特指出,从根本上来看,为资本信息主义推动的城市社会二元化趋势可视为一场文化性的社会运动。“它发端于社会主导价值的转型,并彰显出与自由价值相关的自主性合作力量,以及与多元文化价值相关的对少数群体权力予以捍卫的力量”。([23],p.19) 毋庸置疑,多元文化价值对少数群体政治利益的维护,实际上意指资产阶级对城市整体日常生态的文化性操控,而群际间的自主性合作在不同的社会阶层那里则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等态势。如前所述,在这两种趋势的共同影响下,与精英的趋利性协作日益紧密相比,底层却因为琐碎的利益竞争和虚假的认同差异陷入分崩离析的碎片化状态。二者相辅相成且互为因果,它们与新自由主义的弹性积累模式高度契合,并据此构建出能够预先左右城市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排它性法则。如此一来,在共时态维度,“原本作为普罗大众栖居地的城市日常空间,就分别以同质化、碎片化的形式成为资本新的权力形态的诞生地。”([6],p.81)这种形态的权力显然是内化于日常生活,且能够 对社会不同阶层分别予以不同价值导向的隐性规训机制。从直观上来看,在这样的权力图景之下, “制定规则者似乎就产生于规则制度本身,导源于公共空间的私人生活仿佛使财富平等地来源于物理性的合作。”([17],p.56)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要维系城市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支配别人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并且作为其沟通节点的 主体仍旧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时,[32] 那么二元城市的剥削性质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改变。与之相反,它已然弥散至城市结构的各个环节, 并有效地藏匿于差异性群体的日常交往当中。

  应当说,作为资本信息主义的又一政治性后果,无论是多元文化对城市空间的差异性修饰, 还是自由价值对城市秩序的无意识瓦解,它们共同促成了资本主义城市新格局的建立。与之前的城市规划相反,资本对个体的剥削,已无法从劳动分工的区域性差异当中直观的显现出来。在杂乱无章的城市景观之上,资本信息网络借助文化杂糅的力量,构建出为“意义和权力共同控制和操纵的既真实又具有隐喻性的抽象空间”,[33] 并以此来实现资本主义对城市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因此,当前的城市空间既是经文化图景碎片化后被再度抽象的超现实场域,又是资本依不同的视角对大众进行任意操控的意义媒介。于是,当真实的城市景观让位于虚拟的符号场域,资本逻辑的运转就通过一系列虚构的场景和商品逻辑的媾和,使已然被商品化的文化本身在时空维度被大量的产生出来。[34] 从而,形成商品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异化。如此一来,在由此形成的虚拟空间中, 资本自身就营造出剥削即将消亡的错觉:通过现实与超现实的置换,人们在多元文化当中,似乎看到了“为另类生活做准备的前提已然被创造出来。但这无异于把确有可能的存在(being on the cards) 与即将存在(being imminent)混为一谈。”([27], p.190)应当说,恰恰是因为被资本异化的数字性文化空间对现实场景与虚拟场景的刻意扭曲,才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连带的生产方式在城市空间当中得以残存。作为日常生活无法企及的阴影, 它促使信息与资本在网络世界与日常空间接合处的媾和,并以此为前提,为实际的当权者对现状进行操控提供了口实。

  鉴于此,卡斯特专门强调,在资本信息网络裹挟的二元城市之内,“任何把多元价值混同于共同协作标准的企图都将遭遇无法逾越的方法论与实践性的困难。 与资本相耦合的城市生活根根结底是一种权力的表达:谁掌握权力谁就决定价值的呈现形式。”([23],pp.24-25)在这样的情形下,随着个体的阶级属性被资本逻辑操纵的个体性利益指向所遮蔽,由此形成的差异性群体,其形色各异的社会意义就在纯粹的消费层面被片面的设定了。它们无法与自身真实的阶级关系保持结构性的对应。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性不平等就被附属性的社会差异所替代了。[35] 值得一提的是,这无疑构成资本逻辑规避自身风险, 并借此持续垄断城市霸权的重要环节与全新起点。

  四、结 语

  不得不说,在二元城市的地理布展内,与资本高效积累相匹配的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然为传统生产关系向信息主义以及能够塑造全新生产与管理范式的弹性体系的转型提供了组织性的基础。而“获得重构机遇的资本主义,则利用网络结构的潜在可接纳性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再度提供了全新的实践空间。于是,当城市社会的政治性张力强行作用于商品社会时,资本的自由主义精神就最终在组织性的网络与信息流对地点的吞没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取代中实现了自己。”

  ([4],p.281)因此,无论是资本信息网络对社会生存空间的干预,还是据此形成的二元城市格局对底层群众的压迫,都是资本逻辑在虚拟与真实彼此倒错的前提下,对现代城市人文景观之内在危机的延续和加剧。它们既是“强化资本‘自上而下地’施以控制的潜能的一部分”,又是“使城市空间日益屈服于网络化监控的前提条件。”

  ([19],p.142)在这样的情形下,所谓的二元城市就不仅表现为以劳资对立为基础的资本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尖锐对立。与之相反,它还参杂了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资本政治与日常生活彼此间的紧张冲突。故而,为资本信息主义催生的二元城市格局,是由资本与劳动、虚拟与真实、政治与日常三者共同引发倒错关系的空间性统一。而这毋宁折射出现代西方城市发展的根本性危机。

  [ 参 考 文 献]

  [1] 曼纽尔·卡斯特. 千年的终结[M]. 夏铸九、黄慧琦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03

  [2] Castells, 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 Labor Relationships,and the Rise of the Dual City'[A], Susser, I. (Ed)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C],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2, 308

  [3] 凯文·林奇. 此地何时: 城市与变化的时代[M]. 赵祖华译, 北京: 时代华文出版社, 2016, 122-125

  [4]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Mod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apitalism'[A], Susser, I. (Ed)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C],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2, 288-289.

  [5]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415.

  [6]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83.

  [7] 大卫·哈维.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化进程: 分析框架[A], 汪民安: 城市文化读本[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5.

  [8] Castells, M. The Urban Question:A Marxist Approach[M].London: Edward Arnod, 1977, 296.

毕业论文:http://www.3lunwen.com/zx/mks/33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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